此诗描写英姿勃勃的青年形象,抒写了诗人远大的抱负。是作者七绝中以豪放胜者。光芒辐射,眩人心眼。
前两句诗人以一个少年入手,认为男儿应当奋发有为、奔赴战场。“男儿作健向沙场”一开篇诗人便直吐胸臆“男儿作健向沙场”。好男儿应去从军,在沙场上逞英豪,建功立业。这句化用乐府歌辞《企喻歌》,写得激昂慷慨,雄姿英发。接着写男子愿意为国捐躯,义无反顾之决心。“自爱登台不望乡”,要登的是单于台,受降台,而不是望乡台。十分有“出不入兮往不返”的气概。
后两句写男儿登临高台之上,勇武的形象光彩照人。“太白高高天尺五”用古谣《三秦记》以形容山高,另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形容豪门的势焰高张。这句是活用古谣的这两种意义,表示自己少年意气之盛,如太白高山,离天很近。末句再用宝刀来比喻自己的豪情,“宝刀明月共辉光”宝刀的寒光闪闪,足以令敌人胆寒。一个顶天立地的少年壮士的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
全诗语言豪壮,刻画的少年男儿的英武形象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振奋。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时光,在这时期“作健向沙场”,让“宝刀明月共辉光”,即拿起武器戍守边防,建立功业,无疑十分光荣。
因为徇私犯法,发配岭南,诗人心中的追悔、痛苦自不言而喻。加上本来他是颇受宠幸的,痛苦无疑更甚。所以,被贬途中,当他看到成群的大雁向北飞去,不禁睹物伤情,悲从中来。“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在这美好的春天,群雁北归,寻其自由安乐之所,而自己却要跨越千山万水,远赴万里之遥到那险恶湿热的南方瘴疠之地。其间旅途的坎坷,虫兽的侵袭,疾病的折磨,都要忍受。春雁北返,回到自己的乐园,乃随性而动;而自己作为万物之灵长,却沦落偏僻的异地,身不由己,无可奈何。首两句,由雁及人,在人雁对比中,那种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蓄其中。
末二句,“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紧扣归雁,进一层抒发内心的悲愤与痛悔。雁在北方安家落户,因此,古人称北飞的雁为归雁。隋代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两句写人见归雁而自然生归家之情。诗人此时身处南中,凝望那阵阵北归的群雁,也不禁动了归乡这个念头: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们这些自由的大雁同返家园?古时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气候,被贬谪南地的人往往凶多吉少,加之路途遥远艰辛,更是生死难料。此番南去,是生是死,实难卜知。盖一切都尚在冥冥之中也,因而作者那绝望的苦痛、负罪的悔恨以及深沉的身世之悲,都交织在这末二句上了。
诗中作者把无情的大雁当作可以告语的知己,向它们倾诉自己的情怀,情真意切,出语自然。这里表现了一个“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疲惫不堪的旅人,他踽踽独行,凝望那北归的群雁逐渐消失在远方,他的心也随之很沉很沉地堕了下去。值得庆幸的是,韦承庆不到一年便被召回,继续做官,兼修国史,颇受唐中宗称善,官至黄门侍郎而卒,可谓善终。大概从这次贬谪中,作者是吸取了某种人生的教训的,加强了个人品行的修养。宋之问有一首诗《题大庾岭北驿》,和这首诗比较相似,其前四句云:“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在人雁对比中,写思家之情。但宋之问终未能从贬所归来,唐玄宗时竟被赐死。大概因为宋之问的人品太差,先谄事张易之,后有依附武三思,在知贡举时,竟然收取贿赂,且不知悔悟,遂引起时人的公愤,连皇帝也讨厌他,于是把他赐死了事。反映在诗歌里,韦承庆的贬谪思归之苦,更能博得后人的同情。末二句自然、真挚,脱口而出,毫无矫揉装束之态,深得后世诗论家的好评。
这首诗,通篇用叙述的笔调,语言直白、通俗,如话家常。短短二十字中,运用对比手法,把作者那深切的贬谪之痛,完满地表现了出来,自具动人的力量。
这首《度荆门望楚》洋溢着年轻的诗人对楚地风光的新鲜感受。
荆门,由于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吴蜀彝陵之战就曾发生在这里,自古有“荆楚西门”、“荆门十二碚”之称,也是诗人出川,乘流而下的必经之地。这一带,水势湍急,山势险峻,郭景纯《江赋》说:“虎牙桀竖以屹卒,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由此可见荆门山景观之胜。
首联两句,是作者对自己行程的交代。诗首句“遥遥去巫峡”,“遥”远也,“遥遥”,远之又远。从梓州出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巫峡,巫峡居三峡之中,西起四川巫山县大宁河口,东抵湖北巴东县渡口,全长九十里。过官渡口,至秭国,即“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多里也。”因此陈子昂诗中说:“望望下章台”,“望”,远看,“望望”,一再瞻看。诗人以两组叠字生动地表现他此时心情,巫峡已相去遥遥,家乡更远隔重山。初离故乡,乍入楚境,急切地要饱览楚国风光,因此望之又望。“下”,写出了长江水势,从李白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就不难理解“下”字的意义和力量。“章台”,《左传·昭公七年》:“楚子城章华之台。”楚之章华台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离湖上,也是陈子昂必经之地。“章华台”表明已入楚境。
颔联分承一、二两句。“巴国山川尽”,度过荆门,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巴蜀的奇山秀水此告别。这句不仅是对地理分界的一种说明,更是概写此行所历的巴蜀山川,包括雄奇险峻三峡在内,“尽”字中同样透露出与巴蜀山川告别的依依之情。“荆门烟雾开”,船未到荆门,远望两山对峙,但见烟雾缭绕,看不清前路;船过荆门,则烟消雾散,眼前豁然开朗,展现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开”字正传神地表达出“度荆门”后心胸豁然的那份舒展感和兴奋感。而这种豁然开朗的舒展感又和此前舟行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的险峻逼仄感正形成鲜明对照,“开”字的精切不移于此可见。
颈联两句,诗人更具体地状写楚境胜地。“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两句,对“烟雾开”三字,作具体形象的描绘。城邑分畛域于苍野,可见人烟稠密,城邑不孤;树木断苍郁于白云,足见远树连天,碧野无际。诗人极目纵览,楚天辽阔,气象开阔舒展。
尾联是对“度荆门望楚”全部感受的集中表现:“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古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今有狂歌入楚之客,歌而过荆门。但“今日狂歌客”却显非昔日对现实不满的楚狂,而是对前途充满了美好憧憬的“狂歌”之“客”。“狂”字是对初次离乡“入楚”,走向人生广阔新天地的诗人欣喜欲“狂”的感情的集中揭示。诗写到这里,感情发展到高潮,诗也在“谁知入楚来”的逸兴飞扬、顾盼自得中结束。一结可谓淋漓尽致,神情飞越,颇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味道。用楚狂接舆歌凤典,单取其字面,且将“狂”“歌”“楚”三字巧妙地分置两句,表达与原典完全不同的感情。
此诗笔法细腻,结构完整,由于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又有含而不露的特点。由此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窥见诗人丰富的个性与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