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二章以鸳鸯起兴,后二章以马起兴。鸳鸯是成双成对的鸟,马和亲迎之礼有关,故可以认为这是一首同婚姻有关的诗歌。前二章赞美男女双方才貌匹配,爱情忠贞;后二章祝福其生活富足美满。
此诗一、二章以鸳鸯匹鸟兴夫妇爱慕之情。两章描绘了一对五彩缤纷的鸳鸯,拍动着羽毛绚丽的翅膀,双双飞翔在辽阔的天空,雌雄相伴,两情相依,情有独钟,心有所许,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美好的图画!在遭到捕猎的危险时刻,仍然成双成对,忠贞不渝,并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从同甘到共苦两种境遇的转变,进一步展现了鸳鸯高洁的品格,挖掘了鸳鸯的典型的独特的禀性,较好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为后面对人物的抒写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第二章中,诗人抓住鸳鸯小憩时的一个细节,描摹入微,观察至细。在芳草萋萋的小坝上,一对鸳鸯相依相偎,红艳的嘴巴插入左边的翅膀,闭目养神,恬静悠闲,如一幅明丽淡雅的江南水墨风景图,满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眷恋与无限追求。这二章一动一静,描摹毕肖,既是对今后婚姻生活的象征性写照,也是对婚姻的主观要求和美好希望。生活之中,欢乐与痛苦必然并存,既有甜蜜的欣悦,也有凄苦的哀愁,但只要双方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苦乐之中就都有幸福在,即无所畏惧。诗人以鸳鸯比喻夫妻,贴切自然,易于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其形象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原型,为后世所普遍接受。
诗的第三、四章以摧秣乘马,兴结婚亲迎之礼,充满了对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抓住迎亲所用的厩中肥马这一典型细节,引发人对婚礼情景的丰富联想:隆重、热烈、喜庆;并且厩有肥马也反映着生活的富足。这都含蓄地暗示了婚姻美好的客观条件:男女般配,郎才女貌,感情专一,家产丰裕;反映了诗人的婚姻价值观念,也是对理想人生、美好人生的由衷礼赞。
把不协调的事物放在一起,引起危机的恐惧,是这首诗的情绪症结。
从原诗文本上看,把此诗落实为政治性的信谗远贤之忧,或者感情性的背信弃爱之忧,都比较勉强。特别是政治性的揣测,更为虚幻。关键在“予美”二字。“予美”为“我所爱慕的”这个意思。在《诗经》中,美有美人、丈夫或妻子的意思,更有美丽、美好的意思。因为钟爱,觉得这个人很美。所以,“美”字应该是一种感情亲爱的意思。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予美”的对象,就不一定是已经与作者定情相恋的人,但一定是作者明白地或暗暗地相恋之人。从全诗结构上看,被爱之人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被谁暗中爱上了,而第三者悄然而至。于是,作者暗中焦急:自己暗恋的人要被人抢去了呀!那是不合适的,不协调的!只有自己与这个人才是完美的一对。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暗暗的爱,暗暗的担忧,暗暗的感叹,于是,便出现了这首暗中担忧的歌。
从情绪上说,这首歌以猜测、推想、幻觉等不平常的心理活动,表达平常的爱慕之情。正因为作者爱之愈深,所以他也忧之愈切。至于有没有第三者来蒙骗所爱者的感情,这并无实指,或者干脆没有。然而,作者不管有没有第三者,就公开了他的担忧,这正是爱得深也疑得广。这一微妙的爱情心理,通过作者第一人称手法的歌吟,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艺术手段上,大量的比喻是其特色。比喻中采用的是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来比喻人世间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变。喜鹊搭巢在树上,不可能搭到河堤上;紫云英是低湿植物,长不到高高的山坡上;铺路的是泥土、地砖,决不是瓦片;绶草生长在水边,山坡上是栽不活的。这些自然现象本是常识,可是作者偏偏违反常识地凑在一起:“防有鹊巢”“邛有旨苕”“中唐有甓”“邛有旨鷊”,不可能的事物发生了。不过,自然规律不可违反,河堤上的喜鹊窝,山坡上的紫云英等等,都是不长久的。这里显示了比喻运用中的感情倾向性,意味着作者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谁侜予美?”实在谁也不能横刀夺爱,真正的爱情是坚贞不移的。这就是作者在担忧悬念中寄托的坚定信念。
全诗紧扣住一“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撷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追叙自己早年的宏图大志和气壮如山的爱国热情。既有对世时艰难的慨叹,又有对自己当年抗金复国的壮心豪气的袒露。作者青年时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宏愿。孝宗即位后,陆游曾向他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和革新政治的建议,使得朝廷主战气氛甚浓。隆兴二年春,陆游积极支持爱国将领张浚北伐,符离之役失利,朝中主和势力日炽,张浚被罢免,陆游也受牵连而免了官职。乾道八年,陆游抵达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八个多月的从军生涯是他一生中身临前线最宝贵的时光,他身穿戎装,斗志昂扬地驰骋在西北国防前线。他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形成了他的“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的战略思想,积极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但南宋朝廷无法容忍他策划北伐的活动。最后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也被撤散,陆游殷切收复中原的主张成为泡影,他的内心非常失望和苦闷但爱国热情并没有消减。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二句,写作者在镇江前线时,雪夜遥望瓜洲渡口宋军高大战舰;在南郑前线上,乘秋风,跨铁马,奔驰在大散关道上。这是陆游亲历的两次难以忘怀的抵抗金兵战斗。“瓜洲渡”在江苏省扬州市南面的瓜洲镇,此事指宋孝宗隆兴二年,陆游任镇江通判,劝说支持张浚用兵,准备北伐事。“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边界,此事指宋孝宗乾道八年,陆游做王炎幕僚,曾筹划恢复中原大计,领军队强渡渭水,策马直驱大散关前线与金人作战。作者采用列锦手法,两句用六个名词简洁却巧妙地写出了战斗的情形和作者想抗金杀敌的心情。宋朝的军队曾经在东南瓜洲渡和西北的大散关打败过金兵,一处是在冬天, 一处在秋天! 一次是兵船作战,一次是马队交锋。作者在追述早年的快意征战生活,流露出抗金复国的豪情壮志。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岁月不居,壮岁已逝,志未酬而鬓先斑,这在赤心为国的诗人是日夜为之痛心疾首的。陆游不但是诗人,他还是以战略家自负的。可惜毕生未能一展长材。“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塞上长城”句,诗人用刘宋名将檀道济典明志。以此自许,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捍卫国家,扬威边地,舍我其谁。然而,如今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空”字。大志落空,奋斗落空,一切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衰鬓先斑,皓首皤皤。两相比照,满是悲怆。这一结局,非诗人不尽志所致,非诗人不尽力所致,而是小人误人,世事磨人。作者有心而天不予。悲怆便为郁愤。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尾联亦用典明志。诸葛坚持北伐,虽“出师一表真名世”,但终归名满天宇,“千载谁堪伯仲间”。千载而下,无人可与相提并论。很明显,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名世”。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这自然是无奈之举。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 通过诸葛亮的典故,追慕先贤的业绩,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至老不移,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回看整首诗歌,可见句句是愤,字字是愤。以愤而为诗,诗便尽是愤。
全诗除了巧用典故,还巧作对比,一处是理想与现实作对比,本希望大家能同心同德抵抗金兵,但现实却是自己被排挤不能继续抗战,恢复中原愿望无法实现;二处是自己早年形象与晚年形象作对比,早年是“中原北望气如山”,而到了晚年却“镜中衰鬓已先斑”,表明自己想杀敌报国却屡次遭受排挤打击的悲愤;三处是用三国诸葛亮慷慨北伐同当今南宋朝廷妥协不抵抗作对比,以古鉴今,褒贬分明。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显然得力于陆游。这些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摛藻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