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在蜀也是常见的暮春而鸣。它又名杜宇、子规、鹈鴂,古人曾赋予它很多意义,蜀人更把它编成了一个哀凄动人的故事。(《成都记》:“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因此,这种鸟的啼鸣常引起人们的许多联想,住在蜀地的文士关于杜鹃的吟咏当然就更多,杜甫入蜀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陆游在成都时的心情本来就不大好,再加上他“夜闻杜鹃”,自然会惊动敏感的心弦而思绪万千了。
上片描述杜鹃夜啼的情景。词人从景物写起:“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茅檐”、“蓬窗”指其简陋的寓所。当然,陆游住所未必如此,这样写无非是形容客居的萧条,读者不必拘执。在这样的寓所里,“晻晻黄昏后,寂寂人定初”,坐在昏黄的灯下,他该是多么寂寥。同时作者想象出“连江风雨”、“萧萧暗雨打窗声”。其愁绪便跃然纸上。“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这时他听到了鹃啼,但又不直接写,而是先反衬一笔:莺燕无声使得鹃啼显得分外清晰、刺耳;莺燕在早春显得特别活跃,一到晚春便“燕懒莺残”、悄然无声了,对这“无声”的怨悱,就是对“有声”的厌烦。“总”字传达出了那种怨责、无奈的情味。接着再泛写一笔:“但月夜、常啼杜宇。”“月夜”自然不是这个风雨之夜,月夜的鹃啼是很凄楚的——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李白《蜀道难》)—— 何况是此时此境呢! “常啼”显出这刺激不是一天两天,这样写是为了加强此夜闻鹃的感受。
下片是写夜闻鹃鸣的环境,着重于气氛的渲染。杜鹃,又名杜宇,这种传说中古代蜀帝灵魂的鸟,常在夜间啼叫,其声凄厉悲凉,往往触发旅人思乡之情。杜鹃这种“悲鸟”,在这种环境气氛里啼鸣,更加使人感到愁苦不堪。接着下片就写愁苦情状及内心痛楚。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这杜鹃竟然可以在发出鸣叫,催成词人几行清泪,惊残他一枕孤梦之后,又拣深枝飞去。“孤梦”点明:客中无聊,寄之于梦,偏又被“惊残”。“催成清泪”,因啼声一声紧似一声,故曰“催”。就这样还不停息,“又拣深枝飞去”,继续它的哀鸣。“又”,表明作者对鹃夜啼的无可奈何。杜甫《子规》写道:“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 客中愁闷时那能听这啼声,可是那杜鹃却似故意追着人飞!这里写的也是这种情况。鹃啼除了在总体上给人一种悲凄之感、一种心理重负之外,还由于它的象征意义引起人们的种种联想。比如它在暮春啼鸣,使人觉得春天似乎是被它送走的,它的啼鸣常引起人们时序倏忽之感,如《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同时,这种鸟的鸣声好似说“不如归去”,因此又常引起人们的羁愁。所以作者在下面写道:“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故山”,故乡。“半世”,陆游至成都已是四十九岁,故说半世。这结尾的两句进一步表明处境,生发感慨,把他此时闻鹃内心深层的意念揭示出来了。在故乡听鹃当然引不起羁愁,之所以“不堪听”,就是因为打动了岁月如流、志业未遂的心绪,而此时作客他乡更增加了一重羁愁,这里的“犹自……况”就是表示这种递进。
纵观全词,作者先绘景,渲染气氛,再用对比托出杜鹃夜啼,接着写啼声引发的感受,最后通过联想,表达人生的感慨。可谓结构细密,层次分明。
《潇湘神》,一名《潇湘曲》。刘禹锡贬官朗州(今湖南常德)后,依当地的迎神曲之声制词,写了二首,创此词调,此为其中的第二首。潇湘,潇水流至湖南零陵县西与湘水合流,世称“潇湘”。潇湘神,即湘妃。指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博物志》记载,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嶷,他的爱妃娥皇、女英闻讯后赶至湘水边,哭泣悲甚,其泪挥洒在湘竹上,留下斑斑泪痕,遂成斑竹,她们也就自投于湘水,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刘禹锡这首词,便是题咏湘妃故事的。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开头两个叠句,一方面是利用两组相同的音调组成滚珠流水般的节奏,以加强哀怨的气氛;一方面是反复强调斑竹枝这一具体事物,以唤起并加深人们对有关传统故事的印象。词人在这重叠深沉的哀叹中,实际上也融进了自己被贬谪的怨愤痛苦之情,从竹上的斑点,写到人物的泪痕,又从人物的泪痕写到两地相思,层层深入,一气流贯。在词人的笔下,斑竹成为多情相思的象征,是一种隽永幽雅的意象,而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景物。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本指屈原。刘禹锡当时正贬官在朗州,与屈原流放湘西相似,所以这里的“楚客”实是作者以屈原自喻,将湘妃、屈原和自己的哀怨,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瑶瑟”,乃瑟的美称,在作者的想象中,湘灵鼓瑟必然极为哀怨,所以说“瑶瑟怨”。当夜深人静、明月高照之时,楚客徘徊于潇湘之滨,在伴和着潺潺湘水的悠扬琴韵中,细细领略其中滋味,此之谓以环境烘托心情。词中创造了一个凄清空漾的境界,更适于传达出词人哀怨深婉的情思,作者和湘灵的怨愤之情融合了,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也融合了,情致悠然不尽,辞止而意无穷。
全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但却借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无辜被贬谪的怨愤。作者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艺术境界,将远古的传说、战国时代逐臣的哀怨和自己被贬湘地的情思交织起来,融化为一体,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显示出真与幻的交织和结合,以环境烘托其哀怨之情,虽似随口吟成,而意境幽远,语言流丽,留给读者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
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
这篇文章通过作者少年在书房中读书的事情,告诉人们:一个人是很容易适应外物的,适应了外物,也就由不习惯变为习惯。而习惯养成之后,对外物是否合理,对外物的是非优劣,往往也就不加详察,不予追究了。这篇文章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于日常琐事中寄寓哲理,于平淡质朴中透出思想力度。
“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这一描述,就生动地勾勒了一个善于思考的读书人的形象。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善于思考,就很难说学有所获,更谈不上什么有独到的见解。文章以“思”为经,贯穿始末。因“思”而“绕室以旋”,从“旋”而极其自然地引渡到主题的阐发。总之,这都是善于思考的结果。
书房里有一块洼地,愈来愈向外扩展。在这块地上踱来踱去,当然很不自在。可是时间久了,却习以为常了。等到填平这块洼地,却又感到“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经过一段时间,这才恢复到正常的感觉。洼地踩惯了如履平地,一旦填平,反而感到不适应。这是什么缘故呢?作者深有感触地说:“习之中人甚矣哉!”这是一篇之警策,撮辞举要,统摄全文。习惯成自然,这是一个很朴素的真理。由此推论,如何培养良好的习惯,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意即治学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了良好的习惯,就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一体会,不仅对育才树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做好一切事情,都有着普遍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