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全诗紧扣住一“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撷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追叙自己早年的宏图大志和气壮如山的爱国热情。既有对世时艰难的慨叹，又有对自己当年抗金复国的壮心豪气的袒露。作者青年时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宏愿。孝宗即位后，陆游曾向他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和革新政治的建议，使得朝廷主战气氛甚浓。隆兴二年春，陆游积极支持爱国将领张浚北伐，符离之役失利，朝中主和势力日炽，张浚被罢免，陆游也受牵连而免了官职。乾道八年，陆游抵达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八个多月的从军生涯是他一生中身临前线最宝贵的时光，他身穿戎装，斗志昂扬地驰骋在西北国防前线。他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形成了他的“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的战略思想，积极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但南宋朝廷无法容忍他策划北伐的活动。最后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也被撤散，陆游殷切收复中原的主张成为泡影，他的内心非常失望和苦闷但爱国热情并没有消减。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二句，写作者在镇江前线时，雪夜遥望瓜洲渡口宋军高大战舰；在南郑前线上，乘秋风，跨铁马，奔驰在大散关道上。这是陆游亲历的两次难以忘怀的抵抗金兵战斗。“瓜洲渡”在江苏省扬州市南面的瓜洲镇，此事指宋孝宗隆兴二年，陆游任镇江通判，劝说支持张浚用兵，准备北伐事。“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边界，此事指宋孝宗乾道八年，陆游做王炎幕僚，曾筹划恢复中原大计，领军队强渡渭水，策马直驱大散关前线与金人作战。作者采用列锦手法，两句用六个名词简洁却巧妙地写出了战斗的情形和作者想抗金杀敌的心情。宋朝的军队曾经在东南瓜洲渡和西北的大散关打败过金兵，一处是在冬天， 一处在秋天! 一次是兵船作战，一次是马队交锋。作者在追述早年的快意征战生活，流露出抗金复国的豪情壮志。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岁月不居，壮岁已逝，志未酬而鬓先斑，这在赤心为国的诗人是日夜为之痛心疾首的。陆游不但是诗人，他还是以战略家自负的。可惜毕生未能一展长材。“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塞上长城”句，诗人用刘宋名将檀道济典明志。以此自许，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捍卫国家，扬威边地，舍我其谁。然而，如今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空”字。大志落空，奋斗落空，一切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衰鬓先斑，皓首皤皤。两相比照，满是悲怆。这一结局，非诗人不尽志所致，非诗人不尽力所致，而是小人误人，世事磨人。作者有心而天不予。悲怆便为郁愤。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尾联亦用典明志。诸葛坚持北伐，虽“出师一表真名世”，但终归名满天宇，“千载谁堪伯仲间”。千载而下，无人可与相提并论。很明显，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名世”。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这自然是无奈之举。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 通过诸葛亮的典故，追慕先贤的业绩，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至老不移，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回看整首诗歌，可见句句是愤，字字是愤。以愤而为诗，诗便尽是愤。

　　全诗除了巧用典故，还巧作对比，一处是理想与现实作对比，本希望大家能同心同德抵抗金兵，但现实却是自己被排挤不能继续抗战，恢复中原愿望无法实现；二处是自己早年形象与晚年形象作对比，早年是“中原北望气如山”，而到了晚年却“镜中衰鬓已先斑”，表明自己想杀敌报国却屡次遭受排挤打击的悲愤；三处是用三国诸葛亮慷慨北伐同当今南宋朝廷妥协不抵抗作对比，以古鉴今，褒贬分明。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显然得力于陆游。这些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摛藻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这是岑参一首很特别的诗，和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有些相似，但所蕴含的情感要丰富和复杂得多。李诗只是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切之情，而岑参既有对朋友的关心之情，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春暮点出了时节，武威和晋昌交代了地点。武威是诗人自己的所在地，晋昌是诗人朋友宇文判官出使返回到达之地。“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则指出是听说朋友出使西域返回。

　　首联“岸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写边塞登楼所见之景：岸雨飘过城头之后带来的漫天大雨，从这雨就告诉读者这边塞环境之苦之恶劣，而一只美丽的黄鹂鸟飞上了戍楼躲雨。这只黄鹂成了这环境恶劣的边塞城楼的一抹亮色，似乎也传达的诗人内心的某种温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而在首联，诗人的情感含而未发，并未明言，似有一丝苍凉，更有一缕温情蕴含其中，彰显含蓄之美。

　　颔联“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尤其巧妙，融情于景，景中有情，情景水相互融。一个“飘”字把游子思乡之泪随塞外飞花漫天飘舞的情景描述出来，形象地突出了客泪之多，乡愁之浓。而“挂”则化无形的情感为有形的形象，把乡愁与杨柳联系在一起，诗人很巧妙杨柳意象中留别的内涵。“柳”和“留”同音，因而在古诗词中柳就有留恋之意。“边柳挂乡愁”把游子的那种浓浓的乡愁具体化、形象化了，好像这乡愁变成了实体物质，挂满了边塞的杨柳树。这沉甸甸的乡愁，这思乡的痛苦，就很生动地表达出来了，就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把无形的情感——愁绪，形象化具体化，是诗人的匠心所在。

　　颈联“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直抒胸臆，抒发的是年华已去而功业未成的感慨。“白发悲明镜”与李白在《将进酒》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的情感是一致的，抒发的都是年华已去的感伤。而“青春换敝裘”则补充说明了为什么要悲白发。生老病死本是人生难免，而诗人对年华的失去如此悲伤，是因为大好青春年华居然没有建功立业，居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裘”是名贵的皮大衣，是达官贵人才穿得起的，在这里暗指功业。因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盛唐时代的诗人更加是以天下为己任，几乎个个都觉得自己有宰相之才，能够辅助皇帝成就一个盛世。岑参毫无疑问也会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一个“敝裘”就明白的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得志。

　　尾联“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抒发了两种情感，一是为好友宇文判官出使顺利返回瓜州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同时又为自己仍然滞留在边塞（武威）而归期无着落而感到伤感与无奈。高兴又伤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透露出来。诗歌的结尾含蓄而有意味深长，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无情未必真豪杰”，边塞诗人不仅仅书写那些雄心壮志，那些塞外奇景，那些男儿豪情，还书写心中的那一缕柔情。

　　旧体诗、词大体上有齐言与长短句之别。但词中也有少数齐言者，这首词基本上一句一意，句子间不免省略叙写与过渡的词语，出现若干空白。这就需要比勘揣摹，发挥联想，方能对词意有充分的体味。

　　此词的题材是最常见的暮春思妇之闺怨。但用《三字令》这一特殊词调，在表现上显得格外别致。

　　“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三句，是说暮春的白昼一日长似一日，正是牡丹花开的时候。遣词上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和白居易“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买花》）等诗句。然而此词的女主人公在这样绵长的春日，却无心参加赏花士女之行列，独自闷闷在家。“罗幌卷，翠帘垂。”就表现出这样的意态，同时词意就自然由外景描写转入闺房之内。一“卷”一“垂”，又正好暗示女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她深锁春光而犯愁，原来她正看这一封信——彩笺书，流着泪。从“两心知”一句看，这信与其是她自己写就的情书，无宁看作是远方寄来的尺素。否则，便应是“忆君君不知”了。然而，书来正意味着人不来。那人一去或许经年，须知“红粉”楼中正计日。

　　过片紧承此意，“人不在”三字，形容女子的孤单；“燕空归”，似乎暗示来信徒增幽怨，又有以双飞燕反衬孤独处境之意。想必来信中有许多托词，但不能改变一个铁的事实：“负佳期”。想当初离别，必有盟誓“两心知”。而到今日，又苦留后约将人误。这里词语虽简单，怨思却甚深。“香烬落”，极见境之清寥；“枕函欹”，又极见人之无聊。此时心情，知之者其唯“枕函”乎！以下写景，又由室内推移室外，时间已由上片的白昼推移到夜晚。“月分明，花澹薄”，这是花好月圆之夜。花的“澹薄”是沐浴月光之故。但这花好月圆，却不能慰藉孤栖者的愁怀，反而徒增感伤。以景写哀，倍增其哀。同一美好之花、月，分形以“澹薄”、“分明”的对比词语，拨换字面，颇增情致。

　　这词在歌筳演唱该是很富情味的。它出句短促而整齐，断而不见、乱，真有明珠走盘之清脆感、节奏感。

　　此词舍弃了通常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避开了作者感情的直接抒发，却巧妙地实写了少妇和灵鹊的两段心曲。词上片是少妇语，下片是灵鹊语。全词纯用口语，模拟心理，得无理而有理之妙，体现了刚健清新、妙趣横生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这上下片之间是少妇和灵鹊的问答或对话，这说法恐怕不确。实际上倒更像二者的心理独白或旁白，这不仅从语气和清理上看，它们之间不必也不像对话；而且，早期的词是入乐的，它通过演唱者的歌声诉诸人们的听觉，以口头艺术特有的声调语气，使用独白或旁白，是易于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态势，以至于表达主题思想的。上片在于表明少妇的“锁”，下片在于表明灵鹊的要求“放”，这一“锁”一“放”之间，已具备了矛盾的发展、情节的推移、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呈现、形象的塑造，这也就完成了艺术创作的使命，使它升华为一件艺术品了。

　　灵鹊报喜是中国固有的民间风俗。不过，将灵鹊的噪叫当作行人归来的预报，毕竟只是一种相沿而成的习俗、观念，它本身并不见得合理，因而也就往往难以应验。而作者采用这一习俗入词，正是觑着它的“跛脚处”而有意生发，其目的还在于表现少妇思夫不得而对灵鹊的迁怒。于是，不合理的习俗倒构成了合理的故事情节，而且也由此增强了词作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这有如点铁成金的魔棒，有此一着，顿使全词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给了两段普通的心曲以光彩、活力、生命，使词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