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天台山赋》是一篇记游之作。这篇赋不是将天台山作旁观、静止的描写,而是紧紧围绕一个“游”字,把自然景物贯穿起来,循着作者的游踪,景物不断变换。千姿百态的景色,也随着作者攀援的节奏步步展开,构成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全赋辩致工巧,语句骈俪而无滞涩之病;加之想象丰富,波澜起伏,意奇语新,景物摹写更显得情采飞动,可谓有摇笔散珠,动墨横锦之妙。
赋前的小序交代创作此文的原因:一是天台山神秀妙绝,可是没有人在通常典籍中记载它;二是幻想寻仙,摆脱世俗,便永托此山。这个序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作者对天台山有深厚的感情,开头便热情赞颂了天合山是山岳中的神秀奇异的山,它的地理位置绝妙,凡是人、神所设想的壮丽景象天台山均具备。只是它远、幽深,在常典中没有记载。
在对比中突出天台山的奇挺、峻极。
天台山在牵牛星照耀下的灵秀越地,根据比华山、泰山还坚厚,论高度比湖南九嶷出还要高。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天台山合于唐典配天的资格,堪称峻极。在肯定天台山奇特神秀之后,作者集中写它的两大奇景:赤城如同红霞一样立起一座标柱;白色的飞瀑在青山中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作者抓住天台山二奇的特征,一红一自,鲜明醒目。
步步深入,引人入胜。
于是作者拨开了茂密树丛中一条路,登上高峻危险的山峰,经过楢溪,斜行五界,跨过石桥,面临万丈深渊。踏着青苔,抓住栏杆,拉住长藤……作者一步步写来,条理清晰,突出进山之艰险,与前面“之者以路绝而莫晓”相呼应。一系列动词的运用,十分确切:“披、陟、济、落、跨、临、践,搏、揽、援”,给人以鲜明的动态美。渐进山弯,山路宽畅。里面一派令人舒畅的景象:鸾鸟翩翩起舞,凤鸟和鸣。在灵溪中洗一洗,清除胸中俗念,敞开五盍昏蒙。于是追赶伏羲、神农时代绝迹的轨道,踏着老子、老莱子的脚印,自己也可成仙得道了。舒适恬淡,真是神仙生活。
仙都神奇,华美自由,妙不胜言。
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仙都气势不凡,华美楼台高悬空中,令人目炫,红楼空明透亮建在树林里,美玉装成的殿堂闪闪发光。美丽的红云与窗棂相承接,白日灿烂照窝户。高雅、华丽、富裕,一派珠光宝气,充满着飘飘欲仙的仙境气氛。作者用重彩描绘周围环境,不凋的高大桂花树,清晨开放的灵芝草;树林中的芳香,沟渠中的清泉;仙树、仙草、仙水、仙果,还有仙人——王乔驾仙鹤飞翔,罗汉执锡杖腾空,何等自由。作者一步一步把读者引入天台仙境,美妙无比。作者自己仿佛摆脱了尘世束缚,进入了神仙世界。作者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溶入景中。作者竭力宣扬道家玄妙之道,目的在于避世。寻仙觅道的虚幻思想,当然是消极的,这是欣赏这篇文章时应引起注意的。
整个游历过程,是由时代风尚而来,典型地反映了东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意趣。尽管其旨归不离“理过其,淡乎寡味”的清淡玄虚之理,但由于依托想象创作,化虚为实,神不离象,象以意成,使此赋不由得与流行的“玄言诗”模式相背离,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同时,这种创作方式又为刘宋山水画家宗炳继承,为中国山水画、山水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美学风格的滥觞。
全文以作者青年时代朝夕所居的书斋项脊轩为经,以归家几代人的人事变迁为纬,真切再现了祖母、母亲、妻子的音容笑貌,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三位已故亲人的深沉怀念。作者借一轩以记三代之遗迹,睹物怀人,悼亡念存,叙事娓娓而谈,用笔清淡简洁,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全文语言自然本色,不事雕饰,不用奇字险句,力求朴而有致,淡而有味,营造出一种清疏淡雅的感觉。
文章所记的一切,都紧扣项脊轩来写,而以“悲”“喜”作为贯串全文的意脉。第一段写项脊轩经过修葺和美化环境之后的幽雅可爱和自己在轩中“偃仰啸歌”、自得其乐的情景,是从“喜”字立意,也反衬下文所叙项脊轩环境遭到破坏之可悲,引出对往事的无限追怀。第二段分两层:第一层叙父辈分家,完整的庭院被分隔得杂乱不堪,项脊轩不再是一个读书的幽雅所在。第二层以抚育两代人的老妪作为联结,围绕项脊轩回忆母亲与祖母遗事,抒发自己怀念亲人的凄侧之情。这段从“悲”字立意。第三段写“轩凡四遭火”的变故,虽“得不焚”,亦足见项脊轩命运之乖蹇。这是“悲”的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补记的一段,写项脊轩后来又发生的变化,重点追叙与亡妻共同生活的情趣,抒发沉痛的悼亡之情,进一步增添了悲凉的气氛。由于文章自始至终贯串着悲、喜的感情变化,又有项脊轩作为全文的轴心,所以一些看似散漫无章的生活琐事就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散而神不散。
作者善于抓住具有特征的语言、行动和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情态各别。对母亲,写她听到女儿呱呱而泣时以指叩扉的动作和“儿寒乎?欲食乎?”的问话,突现了慈母对儿女衣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祖母,写她的“吾儿,久不见若影„„”的爱怜的言辞和离去时的喃喃自语和“以手阖扉”的动作等,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老祖母对孙儿的疼爱和期待。对妻子,写她的“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简洁地表现了少年夫妇相依相爱的情状;写她归宁回来时转述小妹们的充满稚气的问话,不但传神地表现了小妹们的娇憨之态,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夫妻依依情话的场面。总之,作者对于各个人物,都能分别抓住他们的特征,用寥寥几笔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真挚的感情,富于生活情趣,并从中表达出自己对亲人一往情深的怀念。
结构分析
《项脊轩志》原文可分为两大部分,自“余既为此志”以前为《项脊轩志》。若干年后,又加了一段后记,就是“余既为此志”起的一些话。所以全篇可分为四段。
从“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这段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百年老屋,尘泥渗可”,三是漏雨:“雨泽下注”,四是昏暗:“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项脊轩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使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一小段在全文最具文采,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地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做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竞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渎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所以作者“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馀味无穷,饶有新意。
艺术技巧
《项脊轩志》表现出很强的艺术功力和写作技巧,分别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细节“撩”情
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那些感受最深的细节和场面,表现人物的风貌,寄托内心的感情。如写修葺后的南阁子,图书满架,小鸟时来,明月半墙,桂影斑驳,把作者的偃仰啸歌、怡然自得的情绪充分表现了出来。环境固然清幽、谧静,充满诗意,然而作者更为怀念的是自己的亲人。作者写祖母、写母亲、写妻子,只是通过一两件和她们有关联的事来叙述。笔墨不多,事情不大,只留下人物的一些身影,但人物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如写母亲听到大姐“呱呱而泣”时,用手指轻轻叩打南阁子的门扉说:“儿寒乎?欲食乎?”极普通的动作描写,极平常的生活话语,生动地描写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之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感真切。“语未毕,余泣,妪亦泣”,悲戚的感情是很自然的生发的。再如写祖母的一段文字,简洁细腻,绘声传神,“大类女郎”,“儿之成,则可待乎”一两句话;“比去,以手阖门”,“顷之,持一象笏至”一两个动作,把老年人对孙子的牵挂、赞许、鞭策的复杂感情,描绘的惟妙惟肖。写亡妻,只说:“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寥寥数笔,绘出了夫妻之间的一片深情。末尾,作者把极深的悲痛寄寓一棵枇杷树。“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本来是无思想感情的静物,但把它的种植时间与妻子逝世之年联系起来,移情于物;在“亭亭如盖”四个字的前面加上“今已”这个时间词,表明时光在推移,静物也显示着动态。树长人亡,物是人非,光阴易逝,情意难忘。由于想念人而触及与人有一定关系的物,便更添了对人的思念;再由对物的联想,又引发对往事的伤怀。于是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进一步把思念之情深化了。只说树在生长,不说人在思念,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则是:不言情而情无限,言有尽而意无穷。
二、质朴“增”情
文章动情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质朴,不加藻饰。作者不大张声势,不故作惊人之笔,甚至也不采用色彩强烈的词藻来作恣意的渲染,而只是运用明净、流畅的语言,平平常常地叙事,老老实实地回忆。但通俗自然之中蕴含着丰富的表现力,浅显明白的文字却能使景物如画,人物毕肖。如写老妪叙述母亲之事,寥寥数语,老妪的神情、母亲的慈爱无不尽现纸上。祖母爱怜的言辞、离去时的喃喃自语、以手阖扉以及持象笏的动作等,也都是通过通俗平淡的语言变现出来的,但平淡的文字,道出了人间的亲情。此外,妻婚后来轩的往事,从娘家回来后转述的诸小妹语,亭亭如盖的枇杷树等细节,无一不是平时如话中露真情。
三、叠字“助”情
文章的叠词也是增加形象性和音乐美,如用“寂寂”来烘托环境之清静,用“往往”来渲染门墙之杂乱,用“呱呱”来描摹小儿的哭声,用“默默”来状写作者攻读之刻苦。又如写月下之树随风摇曳,用“姗姗”;写枇杷树高高耸立,用“亭亭”。用叠词,摹声更为真切,状物更为细致,写景更为生动。而且读起来,音节和谐,更富美感。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