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受宫体习染,多风花雪月,吴侬软语,而风格轻靡,姿态婉娈。入北朝,则稍涉清刚之气,江河山川,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开篇先叙述作者归隐后的林泉之乐,他以欣赏的笔触去描绘故乡的山野风光,说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直截了当地告诫阳休之不要被名缰利锁所牵缠,又以历史教训为鉴。作者想象如果阳休之能幡然醒悟,与他一同把臂入林,携酒登山,该是多么快乐。但是,作者又不得不意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感慨“缅寻此旨,杳若天汉”,戛然而止,却余音无穷。全篇层次清晰,语言清朗,以比喻和对比手法说理论事,理随文而成,挥洒随意,流转自然,全无雕琢之气,在六朝骈文中不失为上乘之作。沟陇田园,往往藏锋露颖,渐见风力。读祖鸿勋此文,可略见一斑。
此文是祖鸿勋辞官归里后写给阳休之的信,共分两个部分。作者先叙述陶冶山水,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后规劝阳休之急流勇退,知足而返。作者为人耿介,不与世俗同流,虽入仕朝廷,常心寄霄汉。他位至高阳太守,而在官清廉朴素,妻子不免寒馁,时议颇以为清高。所以他最终辞官归里,完全是适心应性而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来看开头第一句“吾比以家贫亲老,时还故郡”,纯粹是托辞而已。所以作者仅用一笔带过,立即转入对家乡山庄田园风光的描写。先写居处环境:雕山地处闲远,水清石丽,四周有重峦叠嶂相拥,中间有数顷良田相伴;家有野舍于斯,虽遭荒废,而经过修复,已焕然一新。作者以十分欣赏的心情描绘他的“野舍”:依山就势,即石成基,援木为梁,凭林起栋。上有萝蔓攀援,高映屋宇;下有清泉潺暖,环绕石阶。庭中有月松婆娑,绿草生翠,溪边有日华浮动,云光徘徊。时有流烟飘过,随云气氤氲而舒卷汗漫;再看园中桃李,共香椿翠柏而比丽争姿。短短几十字,就将其雕山野舍的大好风光描摹出来,运笔幽峭简劲,清丽而生动,令人不胜企羡。
至此,作者转换笔法,变客观描绘为主观介入。作者果然耐不住山川风光的吸引,尽情陶醉了。当他不时褰裳涉水、拄杖登攀的时候,不禁产生了“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的感觉,仿佛不是立足人间,而已置身仙山琼阁,羽化而登仙了。“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一句,直将作者误把人间作仙境,盘桓其间流连忘返的心情和神态,勾画得出神入化,宛然若现。所以,他余兴未尽,归来仍“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举酒望月”,不但勾勒出了作者寄情山水、啸傲江湖的潇洒形象,还暗寓了时间的流程,表明作者从褰裳涉水到举杯望月,已在山间徜徉了一天,时已至晚了。眼观之景渐已朦胧隐去,惟耳聆之声与心想之象,则络绎奔会,粲然成章。所以接下来“听风声以兴思”四句,既暗寓了时间的流程,也揭示了作者心理变化的过程:观景—聆声—兴想。这样,文章从写景到抒情的转合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其笔法之老练纯熟,可见一斑。随后八句,则从这具体的情境中跳出来,略写归隐后的生活。戴斗笠,穿蓑衣,躬自耕耘,奉养双亲,以散步代车马,以无事为和贵。他认为这是人间最为适意快心的事了,连挥麈清谈的风雅也难以与之媲美。“岂必抚麈哉”,把作者身居山间、心性俱足的感情和盘托出了。
第二部分掉转笔锋,直指阳休之本人。据《北齐书·阳休之传》记载,阳休之“俊爽有风概,少勤学,爱文藻,弱冠擅声,为后来之秀”。可见他出名很早,且仕途通达。但在作者看来,名声之事不过缰锁而已,为其所累,就像一块天然好料,被木工左砍右凿,削刮得面目全非。所以他转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而吾子既系名声之缰锁,就良工之剞劂”,直截了当,切中要害。接着八句描绘阳休之官场得意、文坛擅名之状,用语精丽,文辞华美,俨然歌颂褒扬的口吻。但归为八字,甚具振聋发聩之响:“兹自美耳,吾无取焉。”这不过是阳休之的自鸣得意,作者根本就看不上。这段文字很值得玩味。以腴词裹讥意,用颂调唱哀声,仿佛先要让阳休之高兴一下,然后当头棒喝,使之猛省。这种先扬后抑、明褒实贬的欲擒故纵之法,运用得非常成功,颇具奇峰突起、耳目顿开之效。然后再展开正面论证,而获水到渠成之势。作者先以积玉光泽者前毁,丛桂芳茂者先折为喻,再以历史教训为鉴,反复开导,多方引证,告诫阳休之应注意敛锋藏迹,免遭“象由齿毙,膏用明煎”的命运。他还拈出老子的虚无之道,奉为圭臬,举出张良的急流勇退,作为楷模,希望阳休之能够幡然悔悟,悬崖勒马。他竟禁不住把假设悬想为现实,憧憬起二人归隐山林的生活:把手入林,携酒登山,天为被,地为床,昼论道,夜谈玄,摅心志,畅胸怀。人生得此足矣,“何必富贵乎?”一语既出,表明了作者对于这种生活的倾心向往和追求,同时又把自己从热烈的遐想拖回到了清冷的现实。他不得不认识到,人各有志,不可力强而致,所以最后忍不住以感慨作结。其中既有埋怨、责怪,也有希望、期待,蕴含丰富而复杂。“若能”以下一段,以想象设辞,再以“去矣阳子”的棒喝拦截,悬想滔滔,戛然而止,笔法颇与此前的先扬后抑相类似。
全文在结构上截然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写己,写归隐,写山川风光,写愉情快性;下段写人,写在朝,写名缰利锁,写跼蹐蹭蹬。两相对照,效果强烈,泾渭分明。且以高尚映低卑,用委琐衬潇洒,二者互为比照,高者愈见其高,低者愈显其低。这是此文的艺术特色。另外,此文虽取骈文形式,但文思清省,运笔简洁,虽有风花雪月之姿,而无轻软丽靡之质。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
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