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到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厌烦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没有叙述过多。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长揖谢公卿”表现的是他一生为人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是借用陶渊明的《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诗人辞别洛阳前往吴越,目的纯粹是为了去寻求名山佳水,想在自然山水中忘掉世俗,找到归宿。孟浩然虽然一生布衣,但心中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晚年。但这首诗却干净利落地摈弃尘俗,不论功名,是他特定时期真实心情的写照。
这是是送别诗中的名篇。全诗四句,前两句写别浦晚景句,第三句是对友人的慰勉,末句抒写离情之苦。此诗的最大特点是隐含了《诗经》名篇《秦风·蒹葭》的意境,运用引用的修辞手法,以景开篇,以情点题,层层推进,处处曲折,可谓兼有委曲、含蓄的特点。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水国之夜是笼罩在凄寒的月色之中的,寒冷的月色与夜幕笼罩中的深青山色浑为一体,苍苍茫茫。
前两句写别浦晚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可知是秋季,这时节相送,当是格外难堪。诗人登山临水,一则见“水国蒹葭夜有霜”,一则见月照山前明如霜,这一派蒹葭与山色“共苍苍”的景象,令人凛然生寒。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不尽是写景,句中暗暗兼用了“蒹葭苍苍”两句以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诗意,以表达一种友人远去,思而不见的怀恋情绪,运用这种引用的修辞手法,就使诗句的内涵大为深厚了。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诗的后两句是说,谁说友人千里之别从今晚就开始了?可离别后连相逢的梦也杳无踪迹,它竟像迢迢关塞那样遥远。
人隔千里,自今夕始“千里自今夕”一语,使人联想到李益“千里佳期一夕休”(《写情》)的名句,从而体会到诗人无限的深情和遗憾。这里却加“谁言”二字,似乎要一反那遗憾之意,不欲作“从此无心爱良夜”(李益《写情》)的苦语。似乎意味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以“隔千里兮共明月”,是一种慰勉的话语。这与前两句隐含离伤构成一个曲折,表现出相思情意的执着。
末句提到“关塞”,大约友人是去边关了,那再见自然是难了,除非相遇在梦中。不过美梦也难以求得,行人又远在塞北。“关塞长”使梦魂难以度越,已自不堪,更何况“离梦杳如”,连梦新来也不做。一句之中含层层曲折,将痛苦之情推向高潮,此等的苦语,相对于第三句的慰勉,又是一大曲折。全诗诗情的发展,是先紧后宽(先作苦语,继而宽解),宽而复紧,“首尾相衔,开合尽变”(清刘熙载《艺概·诗概》)。
“绝句于六艺多取风兴,故视它体尤以委曲、含蓄、自然为高。”(《艺概·诗概》)此诗化用了前人一些名篇成语,使内涵更丰富;诗意又层层推进,处处曲折,愈转愈深,可谓兼有委曲、含蓄的特点。诗人用语既能翻新又不着痕迹,娓娓道来,不事藻绘,便显得“清”。又善“短语长事”,得吞吐之法,又显得“空”。清空与质实相对立,却与充实无矛盾,故耐人玩味。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