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表现了苏轼对杭州诗友的怀念之情。
作者以追念与友人“携手江村”的难忘情景开始，引起对友人的怀念。风景依稀，又是一年之春了。去年初春，苏轼与陈襄曾到杭州郊外寻春。苏轼作有《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诗，陈襄的和诗有“暗惊梅萼万枝新”之句。词中的“梅雪飘裙”即指两人寻春时正值梅花似雪，飘沾衣裙。友情与诗情，使他们游赏时无比欢乐，消魂陶醉。“故人不见”一句，使词意转折，表明江村寻春已成往事，去年同游的故人不在眼前。每当吟诵寻春旧曲之时，就更加怀念了。作者笔端带着情感，形象地表达了与陈襄的深情厚谊。顺着思念的情绪，词人更想念他们在杭州西湖诗酒游乐的地方——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这三处都是风景胜地。词的下片紧接着回味游赏时两人吟咏酬唱的情形：平常经过的地方，动辄题诗千首。“寻常行处”用杜甫《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字面，“千首”言其多。他们游览所至，每有题诗，于是生发出下文“绣罗衫、与拂红尘”的句子。“与”字下省去宾语，承上句谓所题的诗。这里用了个本朝故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载：“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宋时州郡长官游乐，常有官妓相从。“绣罗衫”，如温庭筠《菩萨蛮》“新贴绣罗襦”，为女子所服。这一句呼应陈襄前诗，也就是唤起对前游的回忆。词意发展到此，本应直接抒写目前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了，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来写。他猜想，自离开杭州之后是谁在思念他。当然不言而喻应是他作此词以寄的友人陈襄了。然而作者又再巧妙地绕了个弯子，将人对他的思念转化为自然物对他的思念。“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不是泛指，而是说的西湖、钱塘江和城西南诸名山的景物，本是他们在杭州时常游赏的，它们对他的相忆，意为召唤他回去了。同时，陈襄作为杭州一郡的长官，可以说就是湖山的主人，湖山的召唤就是主人的召唤，“何人”二字在这里得到了落实。一点意思表达得如此曲折有致，遣词造句又是这样的清新蕴藉，借用辛稼轩的话来说：“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赴衡州》）
苏轼在杭州时期，政治处境十分矛盾，因反对新法而外任，而又得推行新法。他写过许多反对新法的诗歌，“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又勤于职守，捕蝗赈饥，关心民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法以便民”。政事之余，他也同许多宋代文人一样，能很好安排个人生活。这首《行香子》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不仅表现了与友人的深厚情谊，也流露出对西湖自然景物的热爱。《行香子》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它已突破了传统艳科的范围，无论在题材和句法等方面都有显见的以诗为词的特点。这首词虽属酬赠之作，却是情真意真，写法上能从侧面入手，词情反复开阖，抓住了词调结构的特点，将上下两结处理得含蓄而有诗意，在苏轼早期词中是一首较好的作品。
这首诗是诗人被俘后路过建康（今南京）所作。前六句主要写了建康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人民的不幸。最后两句对月抒怀，表达祖国河山为外敌所占的无奈和沉痛。
“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京。”点明建康地位的诗句，很有王勃《滕王阁序》的开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意味。不过这两句并非在泛泛地介绍建康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会府”、“陪京”的位置上，使之越发显示出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来，并进而说明作者所以一入建康便感慨系之的原因。同时，句中的一个“旧”字，还仿佛表示：陪京之事，已为陈迹，只可追抚，不得而再了。
“山势犹盘礴，江流已变更。”继言建康的变化。山势既然盘礴，江流也当依旧，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改朝换代并不能使山河改观。然而，国家变了，人事变了，作者的感情也变了，所以在诗人看来山势依旧，而江流已非，这种用艺术的真实“破坏”生活的真实而成的句子，古人叫做“无理语”。“无理语”有极强的表现力，清人贺裳称之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签》），并说：“理实未尝碍诗之妙······但是千理多一曲折耳”（吴乔《围炉诗话》引）。之所似能够“多一曲折”，是由于感情的作用；反过来又因为有了这一曲折，感情被表达得更集中、更突出了。
“健儿徙幽土，新鬼哭台城。”则是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这里的人。元人入主中原后，宋朝的忠臣良将非迁即死。“健儿”、“新鬼”包括了忠于宋室的一切人；“徙幽土”、“哭台城”则是他们最可能有的归宿。本应居于城中的人偏徙幽土，含冤的鬼魂竟哭于往日繁华的台城，这里叙写的是建康的现实，也泣诉了作者的情怀。从写法上看，中间四句采用两两相对的形式：三、五句真事直写，朴素、有力；四、六句虚事实描，强烈、感人。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写对月伤怀。大约是山河供愁、人事催泪，所以当不堪回首的时候，作者只能掉头去看“清溪月”。也只有这月“偏于客有情”。有何情，作者不说，但从亡国以后的陪京“月”，同被俘以后解送北上的“客”的联系中不难得出答案。这里，诗篇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刹尾，是有意留给以广阔的想象天地。无言的结果，可能敌得过万语千言。
《酒箴》短小精悍，是典型的状物小赋，而寄寓深远。在后世的小赋中起了示范的作用。全篇只在开头“子犹瓶矣”一句，点明作者的意图是在借器喻人，其余全部描叙两种盛器的命运遭逢，语近旨远，十分隽永。
全文分两个部分：前面写打水陶罐，后面写盛酒皮囊，看似调侃之作，实在借物抒怀：那朴实无华的水瓶，常遭危害，那浑浑噩噩的酒袋，却自得其乐。作者通过对这两种器具的迥异遭遇，抨击了当时社会的眉合理现象。幽默、讽刺、愤世嫉俗都在这一篇极富有幽默情趣的文章中表现出来了。读来既饶有兴味，又让人颇有心得，反讽的语言表达的是一种人世间的某种真谛。
水是自然的、无色的、透明的，装水的瓶子也朴实无华，可是，装水的瓶子却容易碎，用它放到井里去盛水，一眉小心就会碰在井壁的砖石上，变得粉身碎骨。然而酒就完全眉一样，酒是有色的、浑浊的、眉透明的，装酒的器具也与水瓶完全眉一样，表面上看来有点滑稽可笑，可是它肚大腹如壶，尽管整天整天地往里边装东西，却总是装眉满，那就是装酒的皮袋，然而这种东西却深受人们的喜欢，成为国家的重要器具，经常随从皇帝的车马出游，出入于皇帝和皇后的宫门，在官府进而穿行无阻。
水瓶在文章中喻指心地纯明，眉会吹牛拍马，眉会阿谀奉承的人。朴实无华、心地善良的人也是这样，他装眉下浑浊的东西，他也经眉起碰撞，在复杂的社会权力网中，也容易碰得粉身碎骨。而酒囊则喻指社会上那些善于投机钻营、逢迎拍马、眉顾廉耻、黑心肠厚脸皮的人们。越是浑浊的地方，他们越能生存，越是充满权力争斗的地方，他们越能升官发财。这是对社会上两种截然眉同的人的逼真刻画和辛辣讽刺。
这篇文章把人世间的两种人物写惟妙惟肖，借物以喻人，寓嘲讽和讥笑于形象之中，寓深刻的社会哲理于幽默诙谐之中，文笔犀利，思考冷峻，哲理隽水，充分体现了扬雄既才学满腹又仕途坎坷的人生体味，也蕴涵着扬雄眉满当时的社会政治又眉愿同流合污的思想意向。
词开篇写景，雨后春天的景色更加青翠美丽，可是那远离故乡的人，深沉的愁恨总洗不去。物我对照，更反衬出乡思之深。以下接着写北固山一带碧水环山的秀丽景色。弧形的江面，仿佛是碧玉梳子，苍翠的山峰好像是美人的发髻。上片主要写景，在作者笔下展开的是一幅山清水秀的清丽的春景，眼前的图画般的美景，却钩起了作者无尽的乡愁，在这里作者运用了物我对照乐景衬哀愁的写法，山水虽美，但终不是自己的故乡。
词的下片紧承上片侧重写自己的思乡的心情。作者落笔对面，先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乡，而是写收到乡书一封， “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从这些语句中可以体会到词人的 家人急盼远方的游子归家的殷切心情，以虚写实，更可见作者难耐思乡之情。家人盼归，可是作者回乡的日程还是遥遥无期，面对无可奈何的局面，作者只能是借酒浇愁面对东风抛洒热泪了，所以结句说“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我只有回头拼命喝酒，送春归去，春风倒还多情，抹去我的行行泪涕。
最后这两句不回答乡书中的问题，而是以春光易逝借酒浇愁作结，但是有家难归之意已溢于言表。这种不答之答比直接回答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量，充分抒发了他那种难以言状的思乡之情。
上片重在赞扬赵晦之不以个人升沉得失萦怀的胸襟和品德。开头一句“贤哉令尹”，赞颂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以“三仕已之无喜愠”来加以申述。这里运用了出自《论语·公冶长》篇中的典故，概括了赵晦之出仕与罢官两方面的经历，以及赵晦之的忘怀得失的主观态度。在官位观念极重的封建时代，赵晦之这种超脱的态度是十分难得的，所以苏轼以“贤哉令尹”相许。苏轼这样措辞，表达了苏轼对失官的友人的理解、敬重和宽慰。后两句转到说苏轼自己，很有点自愧不如、自惭形秽的意思。这是苏轼的谦虚，而苏轼对赵晦之的推重以及惜才的心理，也见于言外了。
下片紧承上片，写自己归隐田园的愿望。“二顷良田”，用了《史记》中的典故，带有几分幽默感。：当初由于“良田”全无，才走到仕途上来的。可是出仕与归田相比，苏轼此时企图选择的还是归田，“不如归去”。然而说是归田，却是无田。这下，苏轼不知道怎么办，在结尾处，苏轼打趣说：还是回去吧，要等到有良田不知是何年何月呢。由此可见苏轼归田（实际是退隐）心情的迫切。这样写，表现了苏轼在出处之间徘徊的人生态度，但主要还是为了进一层淡化赵晦之的功名心理，消除可能因罢官而引起的失落感，表明自己是同道之人。在当时情境下，这是最得体也最有效的宽慰之辞。
全词，采用对比、用典的写作手法，以散文句法入词，引用《论语》中的语句，以及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语句，表达了苏轼体贴慰勉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