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起句采取了乐府《相逢行》传统的开篇方式：“夹道开洞门，弱柳低画戟”，先极力描写府第的高大、华贵、庄严，如古辞：“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南朝梁张率：“高门既如一，甲第复相似”；昭明太子萧统：“朱门间皓壁，刻桷映晨离。阶植若华草，光影逐飙移。”但在具体的描写方法与文字技巧运用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李贺诗没有铺金叠翠，也没有用什么渲染夸张的词汇修饰，却通过一种暗示性的笔触，将府第的高大庄严充分地显现出来。这里，诗人不写府第的壮丽庄严，而写道狭；不写门前那标志着身份地位的画戟如何高大，而写高高的垂柳却低于画戟。实际上，是府第的宏伟而使道路显得狭窄；画戟的高大而使垂柳显得低矮。这种透过一层、深入一层的写法，使府第的气派在“夹道”与“弱柳”的衬托之中，恍然如在目前。与那些直写府第高大华贵的诗句相比，不仅更富有诗的含蓄，而且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
接下两句进一步渲染府第深院的环境气氛。按照传统乐府的写法，这里应该描写的是，深深庭院中到处高屋栉鳞、繁华似绵的景象。而诗人却抛开了这些早已被《相逢行》的作者们写俗了的写法，仅仅选择了这样一个镜头：“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这两句诗都极力写动，似乎要以帘动与箫声为这华贵的大院增添一点儿热闹的气氛。然而，从艺术效果来说，帘动与箫声，不仅没有使大院增加一分生气，反而使人感到了人生经历中不常体验到的一种沉寂。这两句诗的写法，和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中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有些类似，同样都是以动写静，但王籍笔下的静，使人感到的是大自然的优美和沉浸于其中的惬意，透露出人与自然神交以后的精神意趣。而李贺笔下的静，却给人一种与世隔绝后难以忍受的空寂感，甚至隐隐地在繁华似锦中透露出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凄凉与无可奈何，这才是这两句诗真正所要体现的意趣与心态。
关于在这种沉寂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的样子，诗的第四句虽然透露出一点儿信息，但那是在帘幕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隐隐约约的形象，还不能让人一下子看清她的面目。于是，诗的第五、六两句就把镜头转而直接对准了这深院中的人物：“蜂语绕妆镜，画蛾学春碧。”原来这位伴着帘影、伴着“箫声吹日色”的抒情主人公竟是一位女子。只见她站立在梳妆台前，对镜描绘着蛾眉。而那蜜蜂“嗡嗡”叫着，好像也知欣赏其美貌一样地飞前飞后，“议论不休”，好象在寻找着散发出阵阵芳香的花儿。这两句写人物非常含蓄传神，始终没露出人物的容貌形象，却抓住蜜蜂错把女子当成鲜花的细节和女子对镜梳妆的一个动作，写出她如花似玉的美貌，透露出她对美的追求，同时，也流露出几分顾影自怜之意。这样一位美貌的女子，她的青春、她的生命活力，居然只能在对镜梳妆中慢慢消逝，只能在孤独寂寞中百无聊赖地度过。这是十分难堪的境地，也是非常不幸的生活。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高潮，也是点睛之笔。诗人的镜头从闺房摇向庭院，展现了一幅十分美丽动人而又带有几缕忧伤的画面：“乱系丁香结，满栏花向夕”。“乱系”与冯延巳《谒金门》“闲引鸳鸯芳经里，手挼红杏蕊”中的“手挼”是一个意思。这里诗人捕捉住最能反映人物内心活动的动作，写她手里系着丁香结，可她的心好像又并不在这儿。她在想，在盼望，又在感伤。短短的几个字，意味无穷，把女主人公心绪茫茫、心事重重、茫然无措又惆怅伤感的种种复杂心情写得真切可感，恍然可见。最后的结句也很精妙，不写人物，不抒情思，却落在写景上，描绘出花园中满栏的鲜花沐浴着夕阳的余辉、格外动人的景象。这是写景，也是言情，其字里行间，分明传达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趣。这里的“向夕”二字尤其耐人寻味。它写出了这眼下的鲜花已不是初春时节蓓蕾初绽的时光，而是已经开始“向夕”了。即是说，它们春花烂漫、最有魅力的时刻就要逝去，美好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等待它们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凋残的命运。显然，诗人这里写花、写景，都含有暗喻、象征的意味。这闺中少女青春无几，这花就是她虚度年华、青春将逝的命运的形象写照。透过这个以花喻人的结句，再回过头去品味全诗，就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特地描写“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的清幽寂寞气氛，去渲染时光的难捱，独处的百无聊赖。也不难理解诗人为什么要通过女主人公对镜梳妆的情节，去实现人物试图以精心的梳妆打扮挽住即将逝去的青春年华，以葆青春常驻的心理情绪。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女主人公在“乱系丁香梢”时所倾注的复杂感情。诗贵含蓄，结句尤重含蓄蕴藉。这个结句确实结得很妙，它不仅照应全诗，又能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留下充分的回味余地。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一句一字直接将诗意说破，却又在字字句句中蕴含着诗意。每一笔描写，每一处刻画，看似互不相涉，跳跃性极大，却又能以内在的情感线索联结在一起，使人读来自有一种含蓄美、朦胧美，给人以余味不尽的美感。
李贺的这首《难忘曲》，并不仅仅是为写美人迟暮而写美人迟暮。美人迟暮的题材在传统诗歌中，都是用来表现怀才不遇的主题的。李贺的诗歌总是充满了哀怨凄凉的声音。这首诗中的被锁在高墙内孤凄的、无人赏识的、没有机会为人赏识的美人，实际也寄托了诗人自己受压抑而不能发挥才能的不幸遭遇，这也是他为何将此诗名为《难忘曲》的真正原因。如果再进一步了解了《相逢行》这一乐府古题最早的含义，也许会更有助于对这首诗诗意的理解。《乐府题解》在解释《相逢行》古辞时说：“晋陆机《长安有狭斜行》云：‘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则言世路险狭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矣。”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