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唐代边事频仍,其中有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也有许多拓地开边的非正义战争。这些战事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无休止的穷兵黩武。主要由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同时也有统治者煽动起来的某些人的战争狂热作祟。这首小诗,显然是对后者的功诫。
这首诗可分前后两层意思。前四句为第一层,描绘边塞的秋景。作品所写是“八月萧关道”的景象,但诗人首先描绘的则是一幅内地的秋色图:“蝉鸣空桑林”,绿色的桑林叶落杈疏,显得冷落而萧条,又加之寒蝉的鸣叫,更寒意大起,诗诗中的主人公就在这样的季节踏上奔赴萧关的道路,走出一个关塞又进入另外一个关塞,边塞的景色就更为凄凉不堪了:他看到的只是“处处黄芦草”。诗人先以内地的秋景为衬垫,进而将边塞的从景描写得苍凉之极,其用意在于暗示战争的残酷和表达诗人对此的厌恶之情。
“从来幽并客,皆共沙尘老”,与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谓英雄所见,异曲同工,感人至深。幽州和并州都是唐代边塞之地,也是许多读书人“功名只向马上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追逐名利的地方。然而,诗人从这些满怀宏图大志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却是“皆共沙尘老”的无奈结局。末两句,以对比作结,通过对自恃勇武,炫耀紫骝善于驰骋,耀武扬威地游荡,甚至惹是生非而扰民的所谓游侠的讽刺,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前面讲的幽并客的时候,作者还没有什么贬意,字里行间里还隐约可见对于献身沙场壮士的惋惜之情。用“游侠儿”来形容那些只知道夸耀自己养有良马的市井无赖,作者的反战情绪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
此诗写边塞秋景,有慷慨悲凉的建安遗韵;写戍边征人,又有汉乐府直抒胸臆的哀怨之情;讽喻市井游侠,又表现了唐代锦衣少年的浮夸风气。
其二
此诗在构思上的特点,是用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诗中并没具体描写战争,而是通过对塞外景物和昔日战争遗迹的描绘,来表达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开头四句是从军士饮马渡河的所见所感,描绘了塞外枯旷苦寒景象。诗人把描写的时间选在深秋的黄昏,这样更有利于表现所写的内容。写苦寒,只选择了水和风这两种最能表现环境特征的景物,笔墨简洁,又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首句的“饮马”者就是军士。诗中的“水”指洮水,临洮城就在洮水畔。“饮马”须牵马入水,所以感觉“水寒”,看似不经意,实则工于匠心。中原或中原以南地区,秋风只使人感到凉爽,但塞外的秋风,却已然“似刀”。足见其风不但猛烈,而且寒冷,仅用十字,就把地域的特点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三四两句写远望临洮的景象。临洮,古县名,因县城临洮水而得名。即今甘肃东部的岷县,是长城的起点,唐代为陇右道岷州的治所,这里常常发生战争。暮色苍茫,广袤的沙漠望不到边,天边挂着一轮金黄的落日,临洮城远远地隐现在暮色中。境界阔大,气势恢宏。
临洮一带是历代经常征战的战场。据新旧《唐书·王晙列传》和《吐蕃传》等书载:公元714年(开元二年)旧历十月,吐蕃以精兵十万寇临洮,朔方军总管王晙与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等合兵拒之,先后在大来谷口、武阶、长子等处大败吐蕃,前后杀获数万,获马羊二十万,吐蕃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诗中所说的“长城战”,指的就是这次战争。“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这是众人的说法。对此,诗人不是直接从正面进行辩驳或加以评论,而是以这里的景物和战争遗迹来作回答:“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足”是充满的意思。“白骨”是战死者的尸骨。“今古”贯通两句,上下句都包括在内;不仅指从古到今,还包括一年四季,每月每天。意思是说,临洮这一带沙漠地区,一年四季,黄尘弥漫,战死者的白骨,杂乱地弃在蓬蒿间,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这里的“白骨”,包含开元二年这次“长城战”战死的战士,及这以前战死的战士。这里没有一个议论字眼,却将战争的残酷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这里是议论,是说理,但这种议论、说理,却完全是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手法极其高妙。
这首诗着重表现军旅生活的艰辛及战争的残酷,其中蕴含了诗人对黩武战争的反对情绪。
其三
第三首诗记述了一次征战的全过程,从征兵到战斗结束,充分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表达了对戍边普通士卒的深深同情。
前两句记述将军领旨征兵,暗示了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会战,统兵者权倾一时,名耸天下。第三、四句写朝廷用很重的礼仪拜将出征,而大军沿途经过的州郡也预先按制迎送。这四句描写声势浩大,为下文伤亡之重做了铺垫。接着写出征的结果:参战的几万将士无一生还。虽然言语浅白,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纷纷”,将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但这些戍卒的生命又不同草芥。作者隐愤难平,发出了“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的呼声,这是作者那颗忠直爱国殷殷之心的自然流,虽然这次惨败,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最后两句含蓄地揭示了这次惨败的重要原因,即战略物资奇缺,以步兵之帅与强大的游牧骑兵部落在广漠里作战,必然失败。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不得已而用之,战前不作充分的准务,就仓促应战,其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含蓄地讽刺了唐王朝视战争如儿戏的草菅人命行为。
其四
第四首前两句以汉朝霍去病代指唐朝立下赫赫战功的边疆将领。一片悲戚的气氛,因为刚刚埋葬了因战殉国的将军。然后写将军的部下都前来祭奠他,他的死讯使广大的北方边境为之震动。这四句从侧面烘托了将军生前深孚众望,深受士卒爱戴,威震边疆的名将风采,他的死是天下百姓的一大损失。
第五、六句写了忠实的部曲在将军生前随他转战北方广大而漫长的边境地带,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今将军去世,他们的功勋人多被取消了,而且他们所率领的部队不久也会被调离开去。接着写将军的旧部们虽被剥夺了功勋,但还将被派往别处的的边地驻防,他们悲愤不已,却也只能是对天痛哭。
全诗叙事严整有序,笔力雄健奔放,格调悲壮沉雄,诗人以高度凝练的语言记录了一位将领的丧葬场面,并由此而折射出军队之中由于有功难赏,致使英雄流涕的不公平现像,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深刻的内部矛盾,对有功将士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更遣”二字值得玩味,愈显朝廷对有功将士的不公,扼腕叹息。
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向向暖、朝来底事¹,尚飘轻雪?君过向来纡²组绶(shòu)³,我应归去耽(dān)⁴泉石⁵。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这是一首送别词,题目交代了写作缘由。词作直抒惜别之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
词一开始,便写友情难舍之意:“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这是借“天气”写“人情”。说天也懂得多情留客,那么,人意岂不比天意更切?不言已,而言天,这是借景抒情的曲致,深婉而又自然之笔。为了说明天的”多情留客“之意,接着又一反问:”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是呀,正月里来是新春,正月中旬,春讯已报,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文安国决定还朝的时候,天一亮就飘起雪来了呢?这不分明是天也很多情地劝客莫归吗?话不在多,而在情衷;语不在华,而在恰切。只此两句,便借节侯异象申足了留客之意。
但客人毕竟要如期还朝的,所以下面便转入对友人的衷心祝愿和抒发自己此刻的情怀:“君遇时来纤组授,我应老去寻泉石。”上句是实意真清而带对时政的隐讽,下句是纯粹的牢骚。不说做宫而说腰系绶带(官员系玉的丝带),这就把抽象的祝愿具体形象化了。但说“纡组绶”得等到“遇时来”(政治昌明)方可,这就含有对时政的讥讽了。至于说自己要归休泉石,去过隐居生活,这牢骚就更深了。词人曾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许(《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绝非说大话,而是道其真智,言其实情。但现实却硬逼着他走,“······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静夜无尘》)的道路。这是因现实所逼,在这送别友人之际,词人便一吐其苦,而发出“我应归去寻泉石”的牢骚。这里应注意一个“应”字,“应”是忖度之词,是坎坷中无可奈何之想,意思是除非现实逼我无路可走,我还是轻易不肯走这条“不食人间烟火”的消极道路的。虽然词人毕竟是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但复杂的现实又很难说不逼他走这条归隐之路,所以接下去说:“恐异时杯酒复相思,云山隔。”这里应注意一个“恐”字,恐怕如何,即不愿如何,此字道出了“云山隔”非其本愿。因而可以说,上阕是以送客叙友倩为主,但也有借送客而述怀的成分,而述怀中虽有“寻泉石”、“云山隔”等想归隐的字句,但寻绎词旨,这些都是送别中的一些激愤之词,牢骚之语。这是词人那种高尚人格、进取精神与现实相矛盾的反映,是词人“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又不得实现的变态反映。
词虽分上下两阕,但上下阙之间确实意脉贯通、语气相连的。因而下阕一开头边说“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浮世事,俱难必”六字写出了“咄咄怪事出”、“人问底事无”的现实,抒发了真理难寻、直士难作、壮志难伸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和牢骚;而后六个字,又写出了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痛切之苦,同时,它又巧妙的把话题归回到送客劝酒的正题上来。“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这里是说,老朋友,我们还是举大杯痛饮吧!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大有宁做酒中仙,不为名利客的感慨。
为了让友人多饮几杯,故不做悲酸语,而写旷达情:“不用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当劝别人不比痛苦之时,也正是自己心中酸楚之时,因此,词人虽写的是旷达之语,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相别时共有的痛苦难舍之情。“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词人非正面说,而是以反话出之,这就更充分表现了词人对友谊的珍惜、主动、迫切感。同时,按密州的“节候”说,属于农谚中“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区域。按正常年份,正月十三,尚属“数六九”之末,但十天之后,便属“新燕”飞来的“八九”,诗人不说“你到京就马上来信”,而以“新燕”云云,这就把抽象的思想变成了有时空感、形象感、有韵味的艺术语言,很是新美。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