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此诗从予之水起兴。悠悠的流水啊,漂不起成捆的薪柴。诗经中多次出现予之水,也多次出现“束楚”“束薪”之类。《诗经》中的兴词有一定的暗示作用。凡“束楚”“束薪”,都暗示夫妻关系。如《王风·予之水》三章分别以“予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不流束蒲”来起兴,表现在外服役者对妻子的怀念;《唐风·绸缪》写新婚,三章分别以“绸缪束薪”“绸缪束刍”“绸缪束楚”起兴;《周南·汉广》写女子出嫁二章分别以“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翘翘错薪,言刈其蒌”起兴。看来,“束楚”“束薪”所蕴含的意义是说,男女结为夫妻,等于将二人的命运捆在了一起。所以说,《郑风·予之水》只能是写夫妻关系的。
此诗主题同《陈风·防有鹊巢》相近。彼云:“谁侜(zhōu)予美,心焉忉忉”(谁诓骗我的美人,令我十分忧伤)。只是《陈风·防有鹊巢》所反映是家庭已受到破坏,而此诗所反映只是男子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妻子劝慰他,说明并无其事。如果将这两首诗看作是一对夫妇中的丈夫和妻子分别所作,则是很有意思的。
此诗抒情女主人公是忠贞、善良的,同丈夫有着很深的感情。她因为娘家缺少兄弟,丈夫便是她一生唯一的倚靠,她把丈夫看作自己的兄弟。在父系宗法制社会中作为一个妇女,已经是一个弱者,娘家又力量单薄,则更是弱者中的弱者。其中有的女子虽然因为美貌会引起很多人的爱慕,但她自己知道:这都不一定是可靠的终身伴侣。她是珍惜她的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但有些人却出于嫉妒或包藏什么祸心,而造出一些流言蜚语,使他们平静的生活出现了波澜。然而正是在这个波澜中,更真切地照出了她的纯洁的内心和真诚的情感。
此诗运用了有较确定蕴含的兴词,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第一句作三言,第五句作五言,与整体上的四言相搭配,节奏感强,又带有口语的韵味,显得十分诚挚,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
首句的“病起多情”是全诗的主脑,“病起”是身体状况,“多情”是因为病,因为春怀,还有门外的春景。一个人缠绵病榻多日,今天身体好些,能够出外走走,而外面是足以感人、使人留恋的初春美景,诗人自然多情。在这样的心情指导下,见到的景色也变得多情起来。于是,院中的白日、似乎迟迟不坠,将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诗人尽情领略眼前的春光。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候,也是在室内很久的病人乍一出门的最直截的反应,写得很自然。次句“强来庭下探花期”是承首句说,“强来”是“病起”的进一步说明;“探花期”又是“多情”的表现。
次联依“庭下探花期”展开。诗人漫步庭院,欣赏着早春景色,只见病前所见的积雪都已消融,和暖的春风吹满大地,使人懒洋洋地,他便倚着栏杆,久久不想离去,一直到黄昏,太阳即将下山。前面已有“白日迟”句,此联又重说赏景到日暮还不走,他站的时间之久,对景色的多情就得到了深刻的描绘。诗在写景时不仅仅是注目风景,而是把自己嵌入景中,与景物融合成一片。因此宋张九成在《横浦日新录》中称赞说:“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诗也成为众口称赞的名联。
下一联又接上“人倚阑干”写。诗人倚栏杆这么久,看得这么细,他见到是眼前蜂蝶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遍地长着兔葵、燕麦。诗在这里特地把“有意”与“无知”对举,蜂蝶是有意,为春色而繁忙,兔葵、燕麦是无知,默默地生长。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使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带有感情,衬托出自己的主观思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这二句都有出处。出句是化用了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句,也参考了杜甫《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的“蜜蜂蝴蝶生情性”句。吕本中在这里借用,显然不单单是描写小昆虫的热闹,赞赏春天的蓬勃生气,而是由它们所交织成的气氛中,感叹自己的孤寂。对句是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中的话:“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也是藉此含蓄地寄托自己凄然的神思。
上联通过景色,加以主观情感,使诗进入一种幽独伤感的氛围,诗人伤春的情调已经流露出来,尾联就以情语作结,将前三联作一大收煞。诗说小池边的垂柳在春风中飘荡多姿,可我即使要去折它,折了又送给谁呢?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乐府有《折杨柳》专咏送别。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结,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惟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
这首词上片吊古伤今,抒发词人心中的沧桑凄凉之慨,下片紧承上片的吊古之意,即景感怀,反复咏叹,强烈地抒发了其内心的失意、惆怅之情。全词运用了渲染、烘托等手法,表现了作者贬谪途中去国怀乡的郁闷忧愤之情。
上阙以两个何句作怀古:襄王在何处,宋玉已作古。词以君王与文臣对举,虽是说古事,却不无现实的寓意。首同襄王。“草绿烟深”的氤氲气象代表了政治的清明昌盛,而“何处是”即谓“是何处”,构句已表达了作者的疑问。更何况这“草绿烟深”。当襄王之时,也只是在“梦里”。次间宋玉,将《高唐赋》中神女之句嵌入词中,朝朝暮暮,飞云行雨,又有何人赏识?“几许愁”实形容愁多。在这巫山之地,想那神女之事,发面为两个问句,作者以历史的思考面表达了对于政治清明昌盛、君臣迟契合作的疑惑与犹豫。
下阙承“暮雨朝云”面起,写春天里那漫天飞飞扬扬的花絮。就像人心里弥漫缠绕的愁绪,花絮点点,牵动着愁绪片片,每一点都叫人心痛肠断,而这花絮却不管不问。径自在空中肆意飞舞。城楼下那茫茫的长江水。城对岸那高高的向南山,虽然指示着东去朝中的谒见,南归乡里的团圆,而“胃臣”的心里却充满着悲伤与痛苦。黄庭坚已在遇救出川的路上,不会再有“断肠”之愁。由上片的怀古感慨,引出虽然已经解除了禁个,但是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的热情。六年的放逐留下了太深的伤痕,他正在考虑退身之事。人在朝廷,并不自由,更有无端的伤害与打击。这是他已经获赦面仍称“羁臣”的缘故。 他在到达江陵之后,坚决上疏向朝廷辞绝京官面请求外任以养家糊口,是缘于这一路上的思考。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杜甫本来善于骑马,也很爱马,写过不少咏马诗。此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像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唯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这首咏物诗它做到了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之外,全诗看似写马,但通过赞马却表达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