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表达了青年志士既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更要有宽广的心胸。颔联以龙虎借喻,激励友人不要收藏才华等同痴虎,而要召唤风雷行云施雨,同时也在表达自已渴求用世的心愿。颈联表达了诗人不甘贫贱、积极向上、敢于向权贵挑战的气概。尾联表达诗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人为官的原则和气节。全诗以非凡的志操昂扬的气宇、奇伟的物象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一二两句,挺劲洒落,振响入云。诗人表示,一个青年志士,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像龙剑那样腾光于高寒的暮空之中;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把日月的光辉,深锁在自己的怀抱。
接着三、四两句用积极的比喻勉励友人,也借以表达他渴求用世的心愿。“莫藏牙爪同痴虎,好召风雷起卧龙”,他认为既是一只猛志常存的老虎,就应当展现虎威,而不要像痴虎那样自藏牙爪;既是有志乘时而起的卧龙,就应当早日召唤风雷,以求行云施雨使天下人受到润泽。虎失去牙爪,即无异于驯服的牛羊;龙离开风雷,即无以奋其神力。这几句都是借用比喻以言志述怀,诗人力求振奋的形象,跃然纸上。
五、六两句,诗人借用《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的话语和友人互相勉励,表示人贵有志,有了大志,方可以成大功立大业。王侯将相并不是世代相传的,力耕的佣工也有取得富贵的时候,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历史上有许多英杰都是乘时而起,“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宁戚曾经是喂牛的农夫,韩信受过胯下之辱,诸葛亮、王猛等人都似布衣出任当世之务,风云际会,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不失其时。诗人用陈胜、吴广起义时的言行自励,至少可以看出他对陈胜、吴广并不抱有歧视的态度,甚至是赞同这些在野的英杰发愤一时,以成就不朽的功勋。然而诗人对于出处的问题,是看得非常郑重的。
诗的末尾两句说,诗人一直以实现大道自期,所谓大道,就是原本六经“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的道理。出则可以济世泽民,不出也要以“宏材敏识、伟节高行,特立于一时”。因此在困穷之中不谋苟且进身,而遇有时机,则应力求为世所用。“须将大道为奇遇”,正是积极要求用世的心志的表现。“廊庙”,是指朝廷。遭逢奇遇,见用于朝廷,都必须得之以义。不义而取得富贵、而致身王侯将相,都是不足取的。作者鄙视那些“沉没于利欲之中”的学士大夫,他们有些人学为章句,以猎取功名;有些人钻营阿附,以图谋利禄。对于他们的龌龊行径,作者是非常痛愤的。作者始终有志于大道,虽经常处于寒饿之中,但“不干仕”“不应举”“不肯受人施惠”,这些正是“莫踏人间龌龊踪”的积极表现,作者的志节,是断非龌龊小生可与相比的。
全诗意气高昂,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这首诗描写了无处不在的春天,处处倾泻出活泼泼的生机,表现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抒发了诗人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思想感情。
首联描写诗人信步走到东园、走过西堰,发现处处春意盎然。颔联诗人从时间长、空间广两方面写春光无处不在。“连”表示时间持续不断,“绝”表示分布很广,用词精炼而准确。颈联两句写细小的动态“鸟飞”、“鱼戏”,并夹杂了诗人的感受,“觉”、“知”非常细腻、逼真地传达出诗人面对大好春光时欣喜万分、轻松愉快的心理感受。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从另一个角度,即雨后天晴这一特定时段写春天山村里特有的静谧与洁净,扩大了春天的内涵,春天不仅生机勃勃,春光无限,而且还有明净与和谐。
这是一首吟咏春天的诗,以诗人特有的感觉感受春天,以诗人特有的笔触瞄写春天,清新自然,生机无限。尤其是第三联,“鸟飞村觉曙”与孟浩然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语意暗合。“鱼戏水知春”联想到苏试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但不同的是,作者王勃从诗人的感受写起,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惊喜意外,而苏轼的诗句却是从鸭的感受写起,鸭子最先感受到春天江水温度的变化,诗人只是作纯客观的描述。
另外,诗人采取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写作手法描写春天。第一、二联是面,“东园”、“西堰”、“四邻”是从地域上写春满人间,“连三月”是从时间上写春光无限。第三联是点,写“鸟飞”、“鱼戏”,把春意渲染得强烈浓郁、无处不在。
最后一联即景抒怀,抒发了诗人“何处染嚣尘”的出尘脱俗之心态。王勃面对色彩斑斓的春色,看到东园、西堰的花红柳绿,鱼鸟戏春,借“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的明净美景,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长期萌动的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心态。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