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词抒写暮春时节，愁病交加，万般无奈的情景。词中用“吴宫”、“杏梁”等语皆作泛指，其中深含了兴亡之悲，似有深藏的隐忧，空灵含蕴而有味可咀。

　　空中的愁云仿佛氤氲着水汽，蒙蒙细雨飘洒过后．吴宫里的残花散落了一地。娇美的宫花最经不得风雨，这满地落英让人怜惜不已，以致于连过路的飞燕也学着人的样子紧紧依偎在了花下。

　　景物之愁加剧了纳兰的苦闷，“人说病宜随月减”，但他却自叹道“恹恹却与春同”，他的疾病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好转，反而如这暮春一样萎靡颓丧。拖着病体出得门来，只见蝴蝶飞舞流连，却迟迟不肯离开花丛，但梁上的燕子早已成双成对地飞走了。忍不住对着那空落落的屋梁苦笑一下。

　　词中“吴宫”、“杏粱”等出于前人辞赋的词语中隐隐藏着莫大的忧虑，其时正是康熙盛世，对时代的兴亡忧患显然不会是纳兰词作的主题，惜时伤春又加身世感伤才更贴合纳兰的风格。他甄选的不过都是些平淡如水的词汇，然而这些词语却偏偏在他的指尖化成一段旋律——为心弦所演奏，曲曲萦绕于耳，终久不绝。

　　纳兰确实是个风流的才子。但绝对不是个潇洒的文人。他的词，愁心漫溢，句句读来令人心伤，这一首满含兴亡之感的《临江仙》便是佐证。

　　人们在生活中，总不免会遇到悲痛伤心的事。有时愈是企图甩掉它，忘记它，却愈是不可能的，情思萦绕，不能自已。此时此刻，耳闻目睹，触处生愁，令人更增悲伤。这首词写的是一个多情女子因失意而产生的寂寞与怅惘。

　　女主人公一开头就用二个字的短句自问，语意斩截而警醒。接着是自答：“遣情情更多”。问，问得突兀；答，答得坦诚。一心想排遣内心的情味，而这种情味却越发增添许多。语句是明明白白的，语意是含蓄无穷的。词有“词眼”，这一句就是此词的“眼”，相思、忧愁、离恨，一切的一切，都由这句传达；开头、中间、结尾，全篇都由这句绾联。此前未知多少事，尽在多情答问中。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亦曾唱出过“一种相思，两处离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这样深沉的相思曲。

　　如果说上两句写的是内心的种种矛盾纠葛，那么，三、四两句写的就是外在的终日不展愁眉。永日，点明时间难捱日之长。从后面的“疏雨打团荷”来看，时令似乎是在夏季，而夏季是昼长夜短，但这里有意用“永日”，既含有“整天”的意思，也含有因相思难遣日更长的意味。这种写法，既强化了相思情，又深化了相思意，作者匠心可见。水晶帘，以富贵气的装饰写出少女的深闺秀阁。看来，这位少女雍容华贵，生活上是富裕的。但是，物质上的丰腴是不能掩盖得了精神上的空虚的。“敛羞峨”传达的正是这么一种形象：情窦初开最含羞的少女虽则美艳动人，但一个“敛”字，就写尽了她那满怀的忧思愁绪。“六幅”两句，工笔细描，极写服饰的华美与步姿的轻盈。王昌龄《采莲曲》的“荷叶罗裙一色裁”之句可资参证。曳碧波，描画少女行步时的习惯姿态，是双手拉着自己的裙子，缓缓走过，衣随人动，看上去仿佛晃动着阵阵清波。作者笔下的少女俨然青青年少，翩翩风韵，但惟其如此，上文“遣情情更多”一句才更能感染读者，也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灵。

　　最后两句，归结全篇，又回应开头。看尽，其实是百无聊赖的同义语，只有内心烦闷，无所事事的人，才有可能不惮枯燥，看遍池塘，用以消磨迟迟难过的时光。“满池”、“疏雨”，正反相间，自成机趣。打团荷，重在一个“团”字，荷叶如钱，团团池水面，而且映衬着夏日疏雨，雨成涟漪荷成团，人间反而未团圆，可谓“物态有意，人际无情”。词以“遣情”开端，以“情更多”作结，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不由人不为之掩卷太息。

　　此词紧紧围绕“遣情”两字展开。遣情，遣不了，反而“情更多”了。“永日”沉浸在痛苦中，不能摆脱。但她想竭力摆脱它，于是出外散步。结果触景伤情，在心中引起更大的伤感。一曲小词一波三折，跌宕生姿，将女子感情的起伏变化，曲曲传出。清陈廷焯评孙光宪词“气骨甚遒”，然“少闲婉之致”（《白雨斋词话》），而此词运其请健之笔，表现深婉之情，显豁而又含蓄，直快而又婉曲，在孙词中别开生面。

　　此曲从风格上看当是文人所作。其末句即用白贲《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成句，也是写“不识字渔父”（白贲曲语）的。据元冯子振《鹦鹉曲·序》载，白曲在其时享有盛名，“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恨此曲无续之者”，于是冯子振逞才和白曲百余首，可见白贲曲的影响之大。而白贲曲一出，因其首句有“鹦鹉洲”，其曲原名“黑漆弩”也就改称“鹦鹉曲”，鹦鹉洲也就从原特定的地名一变为渔父居处的代称。因此，此曲“侬家鹦鹉洲边住”的那个“侬”也很可能是个“渔父’。此曲所写意境受白曲直接影响亦较明显。

　　但此曲的结构与白曲却大不相同。它先用许多扑朔迷离的笔墨描绘了一个似乎无人迹、无尘嚣的世外桃源之境。“溪边小径舟横渡，门前流水清如玉”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清澄透明的流水静静地淌着；登舟横渡上岸，再沿着一条弯弯小径走去，一座小小屋舍便悠然可见了。这里已隐约透出一股神迷之感。室何人居，诗人未道，他仅描绘了小屋安谧而恬静、雅淡而优美的外部环境；其地何所，诗人未明，是“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乡村野地，还是“小桥流水有人家”（王安石诗）的郊外花村，读者难知其详。以下两句，诗人将读者引入更加神迷的境界：“青山隔断红尘路，白云满地无寻处。”青山白云，幽邃缥缈，使人想起贾岛《访隐者不遇》中童子的答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令人悬望之余，不无怅惘之感。诗人似乎知道读者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故再用两句颇涵自得、自傲，而又不无戏谑嘲弄的“说与你寻不得也么哥”重复叠唱，再将读者推向迷茫恍惚之极境，让人只好自叹凡俗，对此神秘的仙界可望而不可即，可想然不可知。若全曲到此作结，倒颇堪称之为“朦胧诗”的，“象外”之味，尽可让人作万千之想。然古代诗歌于“超以象外”后必要“得其环中”，结句“却原来侬家鹦鹉洲边住”正是揭其“环中”的全曲之眼。一直隐在曲中而未露其面的小屋之主倏然而出，仙界者，“渔父”居所也。有此一句，“境界全出”：那青山白云、门前流水、轻舟小径构成的极澄至净的世界，不是“红尘”外的仙境，也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观，它乃是“渔父”心灵中的圣所，理想中的“隐士”精神世界的“物化”罢了。

　　“渔父”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现实中真正的渔父。自从楚辞《渔父》中诞生了一位“世人皆醒我独醉”、不与世俗争流的“渔父”后，其历代“子子孙孙”实际上便成了不求功名、不慕荣华富贵而独善其身的人格精神象征。“渔父”之咏成了古代“隐士”之歌中别具一格的支系，王维的一首“隐士诗”不妨可看作其核心主题：“永怀青岑客，回首白云间。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渔父”之吟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绝非无因，元代尤其如此——得志而显达者咏之，以见其不失高雅；失意者又借以曲折表达其对现实的不满或失望，同时又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融化到“渔父精神”中去，以忘却现实生活的烦恼，在“超尘脱俗”的心灵净化中求得心理的平衡。白贲《鹦鹉曲》所以能享誉一时，除了其韵用“鱼模”部去声险韵外，“渔父”这一传统母题具有文人心目中特有的“精神美”魅力，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而此曲不惮有名作在先，效而再创，也有这样的魅力在召唤。

　　然而，如果此曲无自己的艺术魅力，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在历代“渔父”之吟中，以青山、白云喻其高洁脱俗，以轻舟、流水状其自由洒脱，乃是众所撷取兼含比兴的意象。白曲如此，此曲亦如此。但白曲以“侬家鹦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领起全篇，让人一下子进入传统“渔父”的既定精神境界，然后再组合意象，使其表现的精神世界得以形象化，而结句“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与之遥相呼应，使全曲颇得爽朗豪放之风。此曲则首先隐约回环，先造其境，使人捉摸不定，产生强烈的探询感，结句则借当时人所熟知的“鹦鹉洲”指称“渔父”，点出意核，复令人再回味、咀嚼全曲，既得含蓄蕴藉之趣，又不失明朗畅达之风，虽与白曲所取意象大致相同，结构方式则别具一格。细而察之，此曲“溪边小径舟横渡”与白曲“浪花中一叶扁舟”，“青山隔断红尘路”与白曲“觉来时满目青山”，虽句中形象相同，但也各随其曲之意脉与情调，彼此不能互换，而并非增减其字而已。故其虽受白曲影响和启迪，然却是自己的创作。加上作者选押去声韵之《叨叨令》曲体，除“处”、“住”为白曲原用韵脚外，“渡”、“玉”、“路”，均是字熟而韵险，既继承了白曲“险韵”特色，又有自己的匠心，这大概就是此曲并非首唱，又属“无名氏”之作却能流传至今的原因。

　　这是作者被贬后所作凭吊屈原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赞美了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同时借以抒发了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同时，文中渗透着作者爱国忧国的思想感情。文章采用了离骚体的形式。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文章共分为五段，第一段交代了“逐而浮湘”感慨为文的心境，奠定了正文的情感基调。“先生之不从世兮，唯道是就”，热情歌颂了屈原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

　　文章第二段运用对比的手法集中叙述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对屈原的迫害。“华虫荐壤兮，进御羔袖。牝鸡咿嗳兮，孤雄束咮”，形象地表现了楚国上层集团内部在内政、外交上的尖锐斗争。而“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堇喙以为羞兮，焚弃稷黍。犴狱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处。陷途藉秽兮，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娱娱笑舞。谗巧之哓哓兮，或以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谓谟言之怪诞兮，反置填而远违”，则生动说明了楚怀王忠奸不辩，良莠不分，听信谗言，甚至对郑袖、靳尚等人公然接受秦国贿赂、出卖楚国利益的行为而不察觉，最终落得个被秦扣留，死于秦国的下场。楚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完全依靠奸佞治国，使楚国更加残破、散败，“支离抢攘兮，遭世乱疾”，便是当时楚国国情的真实写照。

　　文章第三段则连用五个反问句，猛烈抨击了当年迫害屈原的贵族保守势力，热情讴歌了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景仰、赞美、理解和同情。特别是最后四句，将以上诸般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第四段的开头，作者以逝者遗留的传世之作推求屈原的音容笑貌，继而将自己的悲哀之情推向高潮。“凉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一句，则以画龙点睛之笔，概括反映了屈原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以及研究屈原一生遭遇的途径。

　　文章第五段，作者借悼念屈原，感叹自己。声长而语悲，情哀而意深。
 
　　纵观全文，柳宗元对楚国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赞美了屈原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作者通过凭吊屈原来发泄自己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以表达像屈原那样无论受到多大的迫害，决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文章充分发挥了骚体赋的长处，语言上众多“兮”字的运用，形成了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形式上的这种特点与所要表达的沉痛哀婉、悲愤真挚的感情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