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仁十八岁时与洪稚存定交于江阴逆旅中，遂为终身友。黄景仁临终之时，以老亲弱子拳拳相托，稚存闻讯，立即从西安星夜疾驰，日走四驿，奔到运城治丧，后又亲送其灵柩归葬。黄景仁有狂名，时人多以其诗“天才超逸似太白”。（左辅《黄县丞状》）或曰“真逼李青莲”。（延寿《题两当轩诗后》）其实，强调“春鸟秋虫自作声”（《杂感》）的黄景仁之诗，就总体而言并非囿于一家格范。其五七言古风，既有李白之豪宕腾挪，也存韩愈的盘转古硬，其间低徊哀苦之情、疏快俊逸之味又离立于李韩；至其七言律诗则清丽绵邈处有李商隐韵致，瘦劲峭拔处带黄庭坚意味，正因为其“蹊径别辟，门庭较广”（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序论》），才能“狂澜力挽惊当时”（陆嵩《书两当轩诗后》），成一代名家。当然，如果说黄景仁在古代诗人中最服膺李白，其早年诗风受李白影响最大，也确是事实。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黄景仁在朱筠幕中三年，所游池州、安庆、颍州、徽州、黄山、九华等地，也多步李白行踪，在李白晚年寓居和客死之地当涂逗留最久。所作诗词多追慕李白，青莲气味较浓。其中写于太白楼的诗就有三首，吊太白墓除本篇，尚有古风《太白墓》。诸篇互读，更可见其才思风格。
本词起句突兀：“何事催人老？”破空横放之势确类太白。这种“高山坠石，不知其来”（沈德潜《说诗晬语》）的问句，具有吸引读者非读下去不可的效果。“是几处、残山剩水，闲凭闲吊。”从凭吊开始解释“何事催人老”的问题。“此是青莲埋骨处，宅近谢家之朓。”进入本题，言及凭吊的对象。李白晚年至当涂依族叔李阳冰，病卒后原葬龙山东麓，元和末，其好友范伦之子范传正将其迁葬青山。青山在今当涂县东南，南朝齐著名诗人谢朓曾筑室东山，并作《治宅》诗记其事，李白亦写过《谢公宅》诗。故这里说李白墓“宅近谢家之朓。”下文“总一样、文人宿草。”亦因李白和谢朓的关系而发。宿草，隔年之草。《礼记·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后诗文中遂以喻指坟地，用作丧逝的典故。这里的“文人宿草”自可一般地理解为文人丧逝，但前加“总一样”三字，就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哀叹和愤激之情。李白因永王事件被流放，遇赦后孤寂地死于当涂，这是曾经使后代无数诗人愤概不平的事。而李白企慕的谢朓更是三十六岁就被诬下狱而死。所以作者要说“总一样、文人宿草。”“但是诗人多薄命”（白居易《李白墓》），正是这些诗人的命运，使这位“此身卑贱无一能，矫吭但欲为新声”（《送春三首》）的青年诗人感到心灵的悲哀，这才是作者开头提出的“何事催人老”的答案。不过，虽然在现实世界作者是“枉抛心力作诗人”，却仍要“一卷空宵手自摩”（《夜坐写怀》），这正是黄景仁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精神。所以他在愤愤于李白命运的同时，念念不忘这位“陶镕屈宋入大雅，挥洒日月成瑰诗”（《太白墓》）的谪仙人的伟大艺术成就。“只因先生名在上，问青天、有句何能好？打一幅，思君稿。”其崇拜景仰之深情远超过采石太白楼那幅著名的楹联：“我辈此中惟饮酒，先生在上莫题诗。”因为作者对李白推崇备至，以至于“青天明月在，何处不相思。”（《秋浦怀李白》）过片即以超越时空的梦境形式表达他的殷殷思念。“梦中昨夜逢君笑。把千年、蓬莱清浅，旧游相告。”《神仙传》曾记仙人麻姑对人言：“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别蓬莱，水清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蓬莱”是传说中海上的仙山。后人常以“沧海桑田”、“蓬莱清浅”，喻世事变化之大。接下：“更问后来谁似我，我道才如君少。有亦是、寒郊瘦岛。”直写两人的问答。“寒郊瘦岛”，唐代诗人孟郊和贾岛，为诗以清刻瘦硬为尚，被论者称为“郊寒岛瘦”。孟、贾的艺术成就比起李白当然要差，但这里有意思的是，作者回答李白“后来谁似我”，不说没有，而是说，有是有，只是比起您来要差一些。如果联系作者《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就可以想到作者的回答，既表示了黄景仁“我所师者非公谁”（《太白墓》）的态度，又多少带有一些自负和狂气。以对话入词，虽有前例，如刘过《沁园春·寄稼轩承旨》假白居易、林逋、苏轼三人争论写西湖之美，此处作者设想与所思念对象梦中直接对话也不失新巧。结尾数句：“语罢看君长揖去，顿身轻、一叶如飞鸟。残梦醒，鸡鸣了。”自然流美，不假雕饰。前言与李白梦中见面后的愉悦兴奋，后两句写梦醒鸡鸣，又关合前片，使全词浑然一体。
本词构思语言皆有奇肆新警处，在众多吊李白墓的诗词中，可称不落俗套之作。其格调略如作者《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诗，似可代表黄景仁诗词风格高放伉爽之一面。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胡应麟说“曲江清而澹”（《诗薮》外编卷四），确实抓住了他的特点。另外张九龄在被贬所作的诗基本上不悲伤，往往充满了对美和理想的憧憬，显示出一种潇洒飘逸的情趣。
此诗首联描绘了树木繁茂、落霞与夕阳交相辉映的春江晚景，色彩艳丽，含蓄地传达出作者喜悦的心情；颔联则直接抒发作者在征路上见到美景时喜出望外的心情；颈联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尾联复写春江景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首联写景，江畔林木茂盛，花儿盛开；天上云朵落日相辉映。景象明丽。虽然化用谢灵运诗句，但是没有谢的玄气和故作高深，非常自然，仿佛信口吟来，令人感到亲切。
三四句用虚笔。征行逢此佳景，惊喜之情顿生。五六句述其中不可言传之佳趣。中间两联路写情而景在其中。落句再补写春江景色，而“眇然“意自见。尾联复写春江景色。结句，以景物收束，余韵不尽，留下了美好的遐想。
胡震亨评论说，张九龄诗“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唐音癸签》卷五）。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张九龄确可称为盛唐神韵诗派的开山作家，一出手就区别于六朝清远诗人，为后来的盛唐山水田园派树立了标范。
起首两句“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洲”，当从《北堂书钞》卷一O六引作“舟”。“搴洲中流”即在河中荡舟之意。这是记事，记叙了这天晚上荡舟河中，又有幸能与王子同舟这样一件事。在这里，诗人用了十分情感化的“今夕何夕兮”、“今日何日兮”的句式。“今夕”、“今日”本来已经是很明确的时间概念，还要重复追问“今夕何夕”、“今日何日”，这表明诗人内心的激动无比，意绪已不复平静有序而变得紊乱无序，难以控抑。这种句式及其变化以后常为诗人所取用，著名的如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末两句“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进入诗的中间两句行文用字和章法都明显地由相对平易转为比较艰涩了。这是诗人在非常感情化的叙事完毕之后转入了理性地对自己的心情进行描述。“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是说我十分惭愧承蒙王子您的错爱，王子的知遇之恩令我心绪荡漾。
最后两句是诗人在非常情感化的叙事和理性描述自己心情之后的情感抒发，此时的诗人已经将激动紊乱的意绪梳平，因此这种情感抒发十分艺术化，用字平易而意蕴深长，余韵袅袅。“山有木兮木有枝”是一个比兴句，既以“山有木”、“木有枝”兴起下面一句的“心说君”、“君不知”，又以“枝”谐音比喻“知”。在自然界，山上有树树上有枝，顺理成章；但在人间社会，自己对别人的感情深浅归根到底却只有自己知道，许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难以完全表达，因此越人唱出了这样的歌词。而借“枝”与“知”的谐音双关关系做文章的比兴手法，也是《诗经》所惯用的。如《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觽；虽则佩觽，能不我知”，《小雅·小弁》“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即是。这种谐音双关对后代的诗歌如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等恐怕不无影响。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二句，与《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相仿佛（然“山”句为“A有B兮B有C”句式，“沅”句为“A有B兮C有D”句式，亦有不同），也可见出此楚译《越人歌》深受楚声的影响。虽然今人所读到的《越人歌》是翻译作品，但仍可这样说：《越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两千多年前，古越族的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写征吴途中所见山河破碎的荒凉景象。开头二句先点出自己的感受：“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接着，作者以沉痛的笔调具体地描绘了饱受战火蹂躏的残破河山：“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人烟断绝，空旷孤寂的荒野，这是大背景。“城郭望榛棘，蹊径无所由。”昔日人口稠密、富庶繁华的城镇，此时成了一片废墟。人烟稀少，杂草丛望，残垣断壁，国破家亡，这正是动乱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雚蒲”六句，诗人把镜头从远处拉回到身边，对周围的环境作进一步的渲染。蒲苇满泽的荒野，黄昏时分的凉风，随波漂浮的扁舟，凄厉哀鸣的寒蝉，凌空飞翔的鹳鹄，组成了一幅萧瑟凄凉的画面。身处此境的“客子”，当然要“泪下不可收”了。这里的景物并不是随意拾掇的，而是为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情的需要精心选择的。当然，这也是为反对军阀混战这个主题服务的，虽然没有一句直接抨击的言辞，但诗人把强烈的感情渗透在景物的描写之中，因而句句都隐含着批判的锋芒。
然而，重重黑暗的尽头，忽然透出了一道曙光。在弥望的荒芜焦土之中，一片充满望气的乐土，出现在面前。这就是作者笔下的谯郡——曹操的故乡。“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这是作者的总体感受，一踏上谯郡的地界，所有的忧愁便烟消云散，心情豁然开朗。这与前半部分的“靡靡我心愁”截然相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作者笔下的环境，也是另一番光景：先写质朴的田园风光：“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宁静、富庶、和睦，便如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描写一般：“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两者所表现的画面和所寄寓的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之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稍带夸张的现实，接着，作者又写到繁华的都市风貌：“馆宅充廛里，女士满庄馗。“谯郡是曹操的故乡，诗人把谯郡的望活写得那么美好，自然是对曹操的热烈歌颂，这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局限，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总是热切盼望出现一位好皇帝，治理好天下，使人民过着幸福安定的望活。所以这种写法，也并不是不自然的。最后，诗人对这理想乐土发出了由衷赞美：“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乐土”，是作者所向往的幸福之地。留恋故乡，是人之常情；客居异地总是不愿久留的。诗人自己在流寓荆州时也曾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登楼赋》）可是此诗结尾却说：这里虽然不是自己的故乡，也愿意长久地望活在这里。这就更强烈地表现了诗人对曹操的赞美，反映了人民向往安定望活的愿望。
此诗的创作意图主要是通过荒土和乐土的对照，表达自己反对军阀混战、向往幸福安定望活的愿望。作品前后两个部分基本上是一一对应，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体现了作者的这一创作意图。这两幅截然相反的画面并列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深化了主题，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