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白居易于公元831(太和五年)至832年(太和六年)冬任河南尹时所作。当时诗人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壮年时代的白居易曾以写作《新乐府》、《秦中吟》闻名于世。在那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篇章中,白居易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情人民的疾苦。后来由于仕途上的多次挫折,青壮年时的锐气逐渐消失,以致“露饱蝉声懒”,但他关心百姓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未泯。这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即是明证。
诗的前半部分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绫袄的温暖、轻盈。“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是介绍新袄的用料、式样。绫是一种提花软缎,制成绵袄,自然地呈现出水波状的衣纹,这是外表;至于袄内则是丝绵絮成,故暖而且轻。可见,这是一种极高档的过冬御寒之物,下联用“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下雪行”来说明这件绫袄的用途。“兴”是指早晨睡醒起床,“好”与下文“宜”互文见意,都是适宜于做某事的意思。冬天的早晨天气寒冷,能够晒会儿太阳自是舒适可人;而晚上出门访友,穿着暖而轻的绵袄,踏雪赏月更不失为雅事。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是从侧面表现绫袄的优点。鹤氅是古代官僚贵族时髦的披戴,木棉在当时也是珍稀品。它们徒有虚名,不如丝绵,更加补托出诗人这件用丝绵所絮绫袄的实用舒适。这几句分别从用料、御寒的效果、与鹤氅、木棉的对比几个方面表现了这件新袄的不凡,穿着这样高级舒适的衣服,宴安侵夜,安然隐睡到天明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诗人其实是不能够“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了鲜明的回答。想到大多数贫民百姓都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无法得到救济,他独独一个人温暖,心中滋味并不好受。因为想着农民的艰难,致使他的耳旁经常响起贫民冻馁饥饿之声,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却是诗人日夜为贫寒百姓思虑所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为贫民着想的可贵精神。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思想在这首诗中的痕迹。“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正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又一体现。杜甫身受贫寒之苦,仍然想到天下寒士,白居易则是自己温饱而不忘受苦的寒民。
从艺术上看,全诗用了很大篇幅表现绫袄的温暖舒适,这与下文贫民的饥冻形成强烈的反差,前者愈舒适,愈显出后者的艰辛,“耳里如闻饥冻声”才更显真实感人。
这是从《哨遍·赠长春宫雪庵学士》套数十二支曲中抽出的一支摘调。全套虽是酬赠之作,却几乎句句是劝道的箴言,足见作者对世态人心的惊惧与感慨。
这首散曲虽是作者酬赠给好友的曲作,但文中句句是劝道好友“万事莫强求”的箴言,体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同时也流露出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轻蔑之意。
这支曲的教旨是“莫苦求,休强揽”,即所谓不忮不求,也含有“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全因强出头”的明哲保身意味。它的语重心长,在于指出了“苦求”、“强揽”的恶果——“邂逅遭坑陷”。“邂逅”是不期而遇的意思,说明一个人即使在无心之中,也会遇上风波,蒙遭灾难,更不用说非分的“求”和“揽”了。
接着小令进一步说明了“坑陷”的可怕,那就是“恐哉笞杖徒流绞”,五刑中的任何一刑都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对偶的上句,下句更为匪夷所思:“慎矣公侯伯子男。”将五侯之尊一一点名列出,正说明他们是“苦求”、“强揽”的主要行事者,也即是作者箴规的重点对象。以五刑对五侯,反差彰显,正是这首小令的警策之处。
作品的妙味尚不止此,末三句用了一组愤激的反问,矛头直指“一品高衔”的达官,言下有无限的轻蔑之意。这才使读者明白作者苦口是宾,诛心才是主,借说教的机会,诉喉中之骨鲠,大有“还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的峻严之意。
元散曲多“警世”的习惯,其中的棒喝固然也常常发人深省,但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那种不遗余力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