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六句33字,采用细节描写和白描手法相结合的方法,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途行军的路线、方向和目的。表达了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以及词人看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而产生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豪迈胸襟之情。
第一、二句写红军战略转沿途艰难进军的景。开头连用三个地名,点明福建省西部的三个县,说明这次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的一些地方。从这几个地方看,行军从古田北向至宁化,再折向东至清流,右转向东北至归化,路线还是迂回曲折的。接着描写沿途的道路是那么狭窄、险要、阻滞,森林繁茂,荆棘丛生,到处阴暗潮湿,青苔满布,前进十分困难。红军经过这些地方向武夷山进军,困难非常多,但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所谓“会剿”,甩掉敌人,尽快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才决定要走这样一条敌人预料不到的、比较艰难的路。
第三、四句写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目标。两个句子,一问一答,说明一直向着武夷山前进,要进军武夷山脚下。“直指”一词写出红军勇往直前的雄姿和气势。“武夷山下”点名进军初步要到达目的地。问句突出红军在“古田会议”之后崭新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一振;答句目标明确,铿锵有力。
第五、六句写红军到达目的地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情景。“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词人在众多景物中,单选取了红旗,风展红旗,明媚如画,这一方面是直接上文而来;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斗争的火热场面,既是真实之景,同时也是理想之象,让人仿佛看到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看到日益发展、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也可感受到词人的坚定信念和豪迈胸襟。词作语言简洁生动,明白晓畅,词人避繁趋易,有意地选择平实的语句,彻底摆脱传统词供人浅斟低唱,有时甚至语僻难晓的境地。更让人称奇的是,全篇未用一个典故,词语明白如口语,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大众,听了也容易明白,从而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整篇词虽明白如话,然也精于锻字炼句,词人将推敲之迹隐藏在平实的语言表象下,极炼如不炼,看似寻常,细品方见奇功。如“路隘林深苔滑”一句,尽显行军途中的实际困难,也象征着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同时也透露出红军战士不怕困难、以苦为乐的革命豪情。对于所选事物“路”、“林”、“苔”,均以一字“隘”、“深”、“滑”点出其特征,概括精当,且所用字也并非深奥险僻,而是通俗常见,却又准确之至,从这也可见作者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对语言的精心推敲。另外这数种物象之间,并无词连接,只是单独并置,却又浑然融为一体。
《卿云歌》,相传是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的唱和之作。始见旧题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据《大传》记载:舜在位第十四年,行祭礼,钟石笙筦变声。乐未罢,疾风发屋,天大雷雨。帝沉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见于钟石!”即荐禹使行天子事,并与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云云。钟石变声,暗示虞舜逊让;卿云呈祥,明兆夏禹受禅。这一传说故事,充满了奇异神话色彩,《卿云歌》的主题,则反映了先民向往的政治理想。 全诗三章,由舜帝首唱、八伯相和、舜帝续歌三部分构成。君臣互唱,情绪热烈,气象高浑,文采风流,辉映千古。
首章是舜帝对“卿云”直接的赞美歌唱。关于“卿云”之名,《史记·天官书》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在古人看来,卿云即是祥瑞之喜的象征。“卿云烂兮,糺缦缦兮”,若云若烟,卿云灿烂,萦回缭绕,瑞气呈祥;这祥瑞之兆,预示着又一位圣贤将顺天承运受禅即位。“旦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更明显寓有明明相代的禅代之旨。圣人的光辉如同旦月。他的受禅即位,大地仍会像过去一样阳光普照、万里光明。这与其说是舜帝的歌唱,毋宁说是万民的心声和愿望。
次章是“八伯”的和歌。八伯者,畿外八州的首领。这里当指舜帝周围的群臣百官。舜帝首唱“卿云”,八伯稽首相和:“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旦月光华,弘于一人!”他们进而赞美上天的英明洞察,把执掌万民的大任,再次赋予一位至圣贤人。这里对“明明上天”的赞美,也是对尧舜美德的歌颂。《尚书·尧典》有云:“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而今者虞舜,效法先圣,荐禹于天,以为后嗣。没有尧舜的美德,就没有禅让的美谈。尧舜之举比起明明上天,更值得称颂。
舜帝的赓歌,则表达了一位圣贤的崇高境界和伟大胸怀。十二句可分三层。前四句以“旦月有常,星辰有行”作比,说明人间的让贤同宇宙的运行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才能使国家昌盛,万民幸福。中四句叙述“迁于贤圣”的举动,既顺从天意也符合民心。可谓普天之下,莫不欢欣。最后四句表现了虞舜功成身退的无私胸怀:“鼚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正当人们击鼓鸣钟、载歌载舞,欢呼庆贺夏禹即位之时,自感“精华已竭”的虞舜,却毫无声息地泰然“褰裳去之”。只此两句,一位崇高伟大的圣贤形象,便跃然纸上。
尧、舜禅让,载于《尚书》,《卿云》之歌,流传秦季。而尧、舜均属传说人物,舜歌《卿云》,颇难征信。很可能这是身处战国、秦季乱世,目睹争夺劫杀,而向往礼让治世者的代拟之作。不过,自战国、秦汉以来,禅让传说和《卿云》之歌,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对形成以礼让为美德的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柳诒徵论“唐虞之让国”时写道:“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亡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中国文化史》)。这对认识《卿云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颇有启发。
在艺术上,《卿云歌》辞藻华美,意境超迈,孕育骚赋句法,足可与《诗》之《雅》、《颂》媲美。
首联,写即指读了白居易寄来的两首绝句,後有感于友朋之离世,亦作诗抒发感慨。
颔联,写到友人一一离开人间,祭文所做自然增加,以致文集奏祭文最多,对于友人去世之伤痛无奈之情,自己的孤独之感溢于言表。
颈联乃千古名句,亦最能体现刘禹锡的哲学思想。本义指春天里,茂盛的树林新长出的叶子,催换着老叶、旧叶;江河奏,奔腾的流水前面的退让给后起的波浪。这里“陈叶”、“前波”可指微之、敦诗、晦叔等已经去世的好友,也可指旧事物。“新叶”、“後波”可指“晚辈”亦可指新事物。这一联我以为,至少包含了这些哲学思想:
1.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消亡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概莫能外。体现了刘禹锡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发展是必然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2.既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就要顺应、利用规律。人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规律。刘禹锡有感于友人的去世,悲痛之余,他想到的也许就是尊重逝者、善待生者,以及生者应该珍惜生命好好的地活下去。
3.没有陈叶就不会有新叶,没有前波亦不会有后波,新旧事物不是绝然对立的,不是毫无关系的。新事物奏包含了旧事物奏的优秀成分,旧事物奏孕育了新事物的某些基因。二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也见刘禹锡已经既有辩证思想,暗合对立统一规律。他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奏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体现了这一规律。
4.这两句诗还可以看出刘禹锡在认清上述规律后,体现出的乐观豁达的人生观。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