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黄州、黄石一带山光水色和田园风味。三幅画面组缀成色彩斑斓的乡村长卷。“西塞山”配上“白鹭飞”，“桃花流水”配上“鳜鱼肥”，“散花洲”配上“片帆微”。这就是从船行的角度自右至左依次排列为山—水—洲的画卷。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青、蓝、绿配上白、白、白，即青山、蓝水、绿洲配上白鹭、白鱼、白帆，构成一种素雅恬淡的田园生活图，这是长江中游黄州、黄石一带特有的田园春光。
下片写效法张志和，追求“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答李端叔书》）的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自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勾画出了一个典型的渔翁形象。“斜风细雨不须归”，描绘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乐而忘归的田园生活情调。下片还是采用“青”（箬笠）、“绿”（蓑衣）与白（雨）的色调相配，烘托出了苏轼此时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全词虽属隐括词，但写出了新意。所表现的不是一般自然景物，而是黄州、黄石特有的自然风光。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隐士生活情调，而是属于苏轼此时此地特有的幽居生活乐趣。全词的辞句与韵律十分和谐，演唱起来，声情并茂，富有音乐感。
诗的前半描写“旅夜”的情景。第一、二句写近景：微风吹拂着江岸上的细草，竖着高高桅杆的小船在月夜孤独地停泊着。当时杜甫离成都是迫于无奈。这一年的正月，他辞去节度使参谋职务，四月，在成都赖以存身的好友严武死去。处此凄孤无依之境，便决意离蜀东下。因此，这里不是空泛地写景，而是寓情于景，通过写景展示他的境况和情怀：像江岸细草一样渺小，像江中孤舟一般寂寞。第三、四句写远景：明星低垂，平野广阔；月随波涌，大江东流。这两句写景雄浑阔大，历来为人所称道。在这两个写景句中寄寓着诗人的什么感情呢？有人认为是“开襟旷远”（浦起龙《读杜心解》），有人认为是写出了“喜”的感情（见《唐诗论文集·杜甫五律例解》）。很明显，这首诗是写诗人暮年飘泊的凄苦景况的，而上面的两种解释只强调了诗的字面意思，这就很难令人信服。实际上，诗人写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正是为了反衬出他孤苦伶仃的形象和颠连无告的凄怆心情。这种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在古典作品中是经常使用的。如《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春日的美好景物反衬出征士兵的悲苦心情，写得多么动人！
诗的后半是“书怀”。第五、六句说，有点名声，哪里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呢？做官，倒应该因为年老多病而退休。这是反话，立意至为含蓄。诗人素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长期被压抑而不能施展，因此声名竟因文章而著，这实在不是他的心愿。杜甫此时确实是既老且病，但他的休官，却主要不是因为老和病，而是由于被排挤。这里表现出诗人心中的不平，同时揭示出政治上失意是他飘泊、孤寂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联的含义，黄生说是“无所归咎，抚躬自怪之语”（《杜诗说》），仇兆鳌说是“五属自谦，六乃自解”（《杜少陵集详注》），恐怕不很妥当。最后两句说，飘然一身象个什么呢？不过象广阔的天地间的一只沙鸥罢了。诗人即景自况以抒悲怀。水天空阔，沙鸥飘零；人似沙鸥，转徙江湖。这一联借景抒情，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内心飘泊无依的感伤，真是一字一泪，感人至深。
王夫之《姜斋诗话》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互藏其宅。”情景互藏其宅，即寓情于景和寓景于情。前者写宜于表达诗人所要抒发的情的景物，使情藏于景中；后者不是抽象地写情，而是在写情中藏有景物。杜甫的这首《旅夜书怀》诗，就是古典诗歌中情景相生、互藏其宅的一个范例。
全诗景情交融，景中有情。整首诗意境雄浑，气象万千。用景物之间的对比，烘托出一个独立于天地之间的飘零形象，使全诗弥漫着深沉凝重的孤独感。这正是诗人身世际遇的写照。
大历三年（768年），迟暮之年的诗人终于乘舟出了三峡，来到湖北荆门，心境不免孤寂。 此诗开头四句写“旅夜”：岸上有细草微风，江上只有一叶孤舟，依岸而宿，就舟而居，遥望原野，远处天与地似乎相接了，天边的星宿也仿佛下垂得接近地面。大江之中，江水浩浩荡荡东流，一轮明月映照在江水中，随着江水的流动而浮荡着。岸上星垂，舟前月涌，用“星垂”来描写原野的广阔，用“月涌”来形容大江的东流，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江上的夜景。唯有在广阔的原野上才可感到“星垂”；唯其“星垂”，才能见出原野的广阔。而大江中有“月涌”，才能反映出江水的流动；也只因江水的流动，才能感到“月涌”。“星垂”、“月涌”是以细腻称阔大的手法，首四句塑造了一个宏阔非凡宁静孤寂的江边夜境。
后四句书“怀”：“名岂文章著”，声名不因政治抱负而显著，反因文章而显著，这本非自己的矢志，故说“岂”，这就流露出因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慨。说“官应老病休”， 诗人辞去官职，并非因老而多病，什么原因，诗人没有直接说出。说“应”当，本是不应当，正显出老诗人悲愤的心情。面对辽阔寂寥的原野，想起自己的痛苦遭遇，深感自己漂泊无依，在这静夜孤舟的境界中自己恰如是天地间无所依存的一只沙鸥。以沙鸥自况，乃自伤飘泊之意。
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