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这是一首送别词。上阙即景抒情,渲染离别的愁绪,写得委婉缠绵,一往情深。下阙作者想象李氏孤单无依的悲惨境遇,感人至深。全词悲痛怅惘与悔恨无奈交织,读之颇感凄恻。
“风帆更起”三句,点出了季节,暗示了送别的地点。在长江边,词人送别,不时地仰望着满天寥廓的秋色。一个“望”字,既刻画出送行者忧愁的神情,又表现出对行者扬帆离去的无限依恋的断肠心境。“明日”二句,由景入情。黄花,菊花,比喻李氏。这既符合时令,又借以抒发“风里落花谁是主”(李璟《浣溪沙》)的感慨。词人想起明日就是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而彼此却在此时分别,再难团聚,情何以堪。因此心中愁绪更添。
“别岸风烟”三句,由当时的送行转到想象别后途中情景。目送孤舟飘逝,已感到凄然欲绝,更何况随着江风和雾霭远去的行舟,今宵还不知道停靠在什么地方!正是两情缱绻,难以割舍。“不如”二句,进一层写内在的思绪。随着物景的转换,词人心潮起伏。他想化身为江上的明月。可是词人自恨不能如江月,不能在清夜光照情人,与之同行。
下阙开头“船过采石江边”一句,笔力宕开,而意脉不断。紧接着“望夫山下”二句,词人想李氏到此一定会感慨古事的。安徽当涂有望夫山,靠近采石矶。这里有着美丽动人的望夫化石传说,也许她会从这感人的爱情故事中联想到夫妻情爱之深,因而对自己被遣归的不幸命运,不堪其悲苦。
“德耀归来,虽富贵,忍弃平生荆布”二句,反用南朝齐江袥故事。孝祥与李氏私下结合的时候,还是一个没有功名的少年书生,后廷试中进士第一,虽已富贵但不能抛弃这位曾经同甘共苦的贤妻。这是他心中痛苦的呼唤,也是对遣归李氏的悔恨和自责。
“默想音容”三句,揭示蕴藏内心复杂的意绪。词人在暮色苍茫中独立在长着香草的水边高地上,凝望着远去的行舟,脑海里既浮现起她的音容声貌,悲恨满脸;又遥念着幼稚的儿子。正是牵肠挂肚,思绪难平。
歇拍“桐乡君子”二句,情意萦纡,缠绵悱恻。桐乡,春秋时桐国地,在今安徽桐城县北,这里即指桐城。由于孝祥对遗弃李氏讳莫如深,所以不能用当时的地名来泄露她的真实去处。词人唯一希求的是,桐乡的君子,想到他在这里心身憔悴而能体谅被迫拆散的苦衷。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按照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对话和行动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交辞令也写得委婉含蓄,表面上谦恭有礼,实则暗寓讥讽,意在言外。
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文章以晋文公出殡开端,卜偃假借晋文公的神灵告诫晋国大夫: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这表明秦晋两国争霸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这是觳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文章故意颠倒事件发展顺序,次写秦国决策,而把卜偃的预见放到最前面,对于揭示战争起因、渲染战争气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柩有声如牛”,以卜筮之官的预言说明秦要伐晋,使文章一起笔就充满怪诞神秘的色彩,这也是《左传》叙事的常用手法。
第二个情节写杞子给秦送密报。杞子等三人是秦穆公在郑国的内线,他们骗取了郑国信任、掌管了郑都北门的锁钥,以为袭郑时机已经成熟,就派人给秦穆公送信。信中提出“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暗示秦穆公尽快出兵、夺下郑国。这个情节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导致觳之战的直接原因。
紧接着写蹇叔对秦穆公的劝阻。蹇叔是秦国元老,在秦国享有很高威信。秦穆公“访诸蹇叔”,问他袭郑与否。蹇叔坚决反对,指出: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秦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郑国对秦国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得知而有所准备,内线密报的准备就等于白白浪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指出晋国必然密切注视秦军态势。蹇叔深谋远虑,他的战略分析鞭辟入里,颇中肯綮。但穆公野心膨胀,拒绝劝告,一意孤行,悍然出师。
“蹇叔哭师”的场面描写尤为生动深沉。怀着拳拳忧国之心.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痛哭流涕地送秦师于东门。他先对孟明说: “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明确地指出秦军必丧。“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秦穆公傲慢无礼的回答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哭送随军出征的儿子,更是老泪纵横:“晋人御师必于彀……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不仅表达了父子诀别的悲痛,更从地理形势、敌我部署等方面对秦军必败的预言作了,具体说明:此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完全是按照他的预言发展的。可见,蹇叔哭师的情节在全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
按照礼节,各国军队经过周都洛邑北门时,将士应该下车步行而过,以表示对天子的恭敬。但是秦军却只是摘掉头盔,并不脱甲,也不收兵器,好多人刚刚下车,马上又跳回去,十分轻佻放肆。这恰好被王孙满看见了。王孙满年龄虽小,但透过秦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表面现象,却看到了他们纪律涣散、骄横傲慢的本质,得出了“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的正确结论。这与蹇叔的看法不谋而合,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师必败的原因。
郑周商人弦高,在去周都经商的路上碰到袭郑的秦军。这个机智的郑商,用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作为礼物,以郑军使者的名义“犒劳”秦军,暗示郑围已有所准备。而这其实是在稳住秦军,派人回郑国报信,使郑同做好应战秦军的准备。郑穆公收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察看杞子等人,果然发现他们已捆束行装,磨砺兵器,喂足马匹,做好了内应的准备工作二于是郑穆公赶快派皇武子赶走了杞子、逢孙、扬孙三人。这同前面蹇叔所言“师之所为,郑必知之”相照应,说明了蹇叔的分析完全正确,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
晋在得知秦袭郑未成而还的情况下,讨论是否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截击秦军。先轸以秦国劳民伤财、傲慢无礼为由,驳斥了,以栾枝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主张“必伐秦师”二晋国由于地理优势,又是以逸待劳,致使秦师全军溃败。骰之战的战争过程只以“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骰,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笔带过,言简意赅,交待了,交战的时间、地点和结局。至此,蹇叔的预言已全部应验,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从文赢请三帅以下则是崤之战的尾声。秦穆公之女、晋文公夫人文赢请求将孟明等三位秦国主帅放归秦国,得到应允。先轸闻讯赶来,怒唾于朝,表现了一介武士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和对晋国的赤胆忠心,在文章结构上则引出了以下情节:晋国阳处父追孟明于河中,孟明巧妙地谢绝阳处父假托君命所赐的骏马,回到秦国。不过秦穆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勇于自责、悔改可见,最后两段的作用预示着秦国并没有彻底失败,秦晋争霸的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之中。
全文并不重在描写战争过程,而是对秦晋役之战的起因、酝酿和结果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意在揭示秦国败绩的原因:一是出师错误,这在蹇叔哭师一节中有详细的原因分析;二是骄兵无礼,这是王孙满观师所说明的道理。因此,文章在反映秦晋争雄的同时,重点在对战争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这首诗前四句描绘出一幅战争连绵未断、民生哀声遍野的景致,写出了国运艰难,人民疾苦。接着四句承上启下,揭示出最严重的时弊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根源,流露出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民生艰难的忧愤。接着八句称赞友人见识卓绝、正直无私,实则揭示封建官吏“盗贼本王臣”的罪恶本质。末四句写诗人用友谊来勉励友人要为民谋福,友情与忧国忧民之情糅合一体,寄予美好的祝福。
首段以八句为序,前四句为第一层,勾勒出一幅战火不断、百姓疾苦的画面,突显国家命运的艰难,着重关注人民的苦难。十载战乱,连绵不绝,沉重的赋税和劳役,令人民痛苦不堪,哀鸣声遍及乡野。这层描绘了时局中人民所承受的痛楚。然而,这场战争乃是捍卫统一的正义之战,因此尽管人民受苦,诗人并未过多谴责战争,而是真实地呈现,为下一层写作铺垫。随后四句组成第二层,揭示了严重的弊端和人民疾苦的真正源头:“庶官务割哀,不暇忧反侧”。这指出了最根本的弊端,描绘了贪官污吏的残酷行径,无视人民生死,恣意索取,苛捐杂税成风,导致百姓不安。诗人对庶官的谴责,对人民生计的愤怒,情感深厚,“贤者贵为德”与“庶官务割哀”构成鲜明对照,从而为上文提供了支撑,也为下文的展开作铺垫。。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韦生富春秋,洞彻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诗人赞颂友人智慧博学,洞悉事理,身为地方官员,喜欢看到清正的政策执行。“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剖析了权贵滥权的丑陋,表现出诗人对友人的认可,期望他能整治弊政。而“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二句,则展示了诗人推崇的政治理念,呼吁先铲除害群之马,以拯救国家的弊病。这段文字通过表彰友人的品德和智慧,转而呼唤他为改革政风、扶正祸乱的重任,凸显了诗人希冀友人能够斩草除根、治理腐化的决心。
最终四句归入第三节,融为一体:“挥泪临大江”,仿佛大江奔流之势,诗人的泪水涓涓而下。“高天意凄恻”,宛如高远的苍穹,蕴含着深沉的凄楚情感。这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关怀,如同天地广阔一般,贯穿全篇的情感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示。同时,这挥泪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离情,更包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和国家的兴衰。“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写出了诗人利用友谊来勉励对方,希望韦讽此去不断的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诗人的友情和忧国优民之情糅合一体,水乳难分、似漆如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