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排律，写的是“纶钓嬉游”之事。此诗格调流畅而谐趣，内容朴实而清丽，既洋溢生活气息，又饱蕴人生哲理，虽不无寓托，但格调轻松愉快。“情多、兴远、语丽”。诗的前八句咏钓，生动描画出一幅垂纶绿川，鱼跃人欢，趣味横生的游钓图。尾联“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夹叙夹议，照应题目收结全篇。“为看”二字说明了观鱼人专心致志，“贪得”二字描摹出鱼儿抢食的神态。可理解为贪得利禄者，难免要被世网所牵。巧妙地以鱼喻人，警诫世上求王取金、夺取私利的贪婪之徒难免不被世网所牵。诗中“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把坐在船上的情境想象得奇妙有趣。
这是闲适、优雅、幽默的个人叙述。诗分三个段落，每段两联。
第一段写景叙事，着重于描绘自然景色，借景色的变幻表明时间、地点的推移转换，渲染环境气氛，衬托人物的心境。首联的起句“朝日敛红烟”，描绘早晨宏丽的景象。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光芒四射，在它的照耀下，红霞渐渐消退。这个“敛”字下得实在好，将人人看得见道不出的“朝日”与“红烟”的关系，形象逼真地表达出来了。红霞的产生和消失本都是太阳的作用，太阳能将灿烂的红霞聚敛来，又能将它收敛去。云霞散去，大地苏醒，手持钓竿的人垂钓于绿水之上。这对句“垂钓向绿川”，既切题“钓竿”，又点出了地点；既写出人物的动作，又表现出其雅兴的浓郁。这个小层次叙述垂钓者一大早就出来了。
第二联“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紧承首联从人的感觉和视觉表现“绿川”的澄澈宁静。由于白云倒影于水中，以致人在水上小舟之中就如同坐在天上一样。河水被阳光照澈，鱼儿缓慢游动的瞬间像悬挂在明亮的镜中。这两句诗出自王逸少的《镜湖诗》：“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但较之王诗意境更鲜明，音韵更优美，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这里写景能够虚实结合，境界清幽，引人入胜。
第二段着重描写人与物的情态。第三联“避楫时惊透，猜钩每误牵”，是描摹游鱼的情状。阵阵浆声，划破“绿川”的宁静，鱼儿受惊时时跳出水面。“避楫”写出了鱼儿的警惕；“猜钩”进一步表现出鱼儿的精细来。它们对着鱼钩揣测、试探，最终抵挡不住香饵的诱惑，还是被丝纶牵了上来。两句诗十个字，将鱼儿诡谲可爱的形态描摹得活灵活现。
第四联“湍危不理辖，潭静欲留船”，描绘的是钓者“乐亦忘返”的情态。绿川观鱼跃，兴趣盎然，顺流而下，逆流而上，扁舟穿行无牵绊，急流险滩何所惧，且不要打理车马回家的。因为那边风景独好，明洁平静的潭水尚未尽情欣赏。人未尽兴舍不得离去，诗却不直说，反说潭水欲留客，物我融洽化一。文意曲折，文势跌宕。令人读来兴味无穷。
第三段抒情寓意。第五联转为抒情。“钓玉君徒尚，征金我未贤”，上句话用姜尚谓滨钓鱼的曲故，下句话用燕昭王筑黄金台的典故。“钓玉”语意双关，“玉”与下句的“金”相对，“玉”借为鱼，是实指。但“钓玉”又可理解为“钓玉鱼，玉鱼指代皇帝赐给官员的玉带金鱼（佩饰），引申为官爵。唐制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并给随身金鱼佩饰。这两句诗的含意较复杂，似乎以揶揄和自嘲的口吻在与对方说话或自我解嘲：钓鱼嘛！你（君）学姜子牙，只怕是遇不到周文王的。虽然明君招贤纳士，我也并非郭隗、乐毅那样的人才。言外之意不无怀才不遇的感慨：你我还追求什么功名利禄呢？那都是不现实的，悠悠乎天地之间，垂钓于绿川之上，岂不快哉！
尾联“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夹叙夹议，照应题目收结全篇。“为看”二字说明了观鱼人专心致志。“贪得”二字描摹出鱼儿抢食的神态。两句诗构成一幅鱼跃人欢谐趣横生的游乐图。当然也可理解为贪得利禄者，难免要被世网所牵。
这首五言排律诗，篇幅不大，但气局严整，属对工丽，脉络清晰分明，开合相生，铺叙转换极其自然；用事贴切不着痕迹，形象生动逼真，色泽明丽鲜艳，意境清幽广远。简而言之，即“情多、兴远、语丽”（唐僧皎然语），不愧为排律的佳篇。郑振铎评价说：“状物陈形，已臻佳境。在排律中，气度虽未若杜甫的阔大，波澜虽未若杜甫的澎湃，然而是不易得的东西了。”
此诗两章，脉络极清楚，每章的前二句极写卿大夫的服饰之威和对故旧的侮慢之态；后二句则通过自问自答，表现了原为友人的那位先生的怨愤不平的情绪，而诗句的语气显得“怨而不怒”，很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
此诗一开头，描述了卿大夫的服饰，可见，这位卿大夫是一位政治新秀，刚刚步入了从政的圈子。但他很不低调，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立马就显出来了：“自我人居居。”活画出衣服傲慢无礼的神情。但他的故旧老友，虽然没有他的官阶高，但一点也不气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
从结构上来看，此诗显得十分简单，艺术上也没有太多的特色，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反复吟咏、反复唱叹、回环往复的手法。这种手法实际上在《诗经》中已相当普遍，有着民歌民谣的风味，从这也正说明了《诗经》与民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该诗中所用的设问和作答的形式，在《诗经》中也时而可见。这种修辞方法作为讽刺或表现一种强烈的情绪是很合适的。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