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排律,写的是“纶钓嬉游”之事。此诗格调流畅而谐趣,内容朴实而清丽,既洋溢生活气息,又饱蕴人生哲理,虽不无寓托,但格调轻松愉快。“情多、兴远、语丽”。诗的前八句咏钓,生动描画出一幅垂纶绿川,鱼跃人欢,趣味横生的游钓图。尾联“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夹叙夹议,照应题目收结全篇。“为看”二字说明了观鱼人专心致志,“贪得”二字描摹出鱼儿抢食的神态。可理解为贪得利禄者,难免要被世网所牵。巧妙地以鱼喻人,警诫世上求王取金、夺取私利的贪婪之徒难免不被世网所牵。诗中“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把坐在船上的情境想象得奇妙有趣。
这是闲适、优雅、幽默的个人叙述。诗分三个段落,每段两联。
第一段写景叙事,着重于描绘自然景色,借景色的变幻表明时间、地点的推移转换,渲染环境气氛,衬托人物的心境。首联的起句“朝日敛红烟”,描绘早晨宏丽的景象。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光芒四射,在它的照耀下,红霞渐渐消退。这个“敛”字下得实在好,将人人看得见道不出的“朝日”与“红烟”的关系,形象逼真地表达出来了。红霞的产生和消失本都是太阳的作用,太阳能将灿烂的红霞聚敛来,又能将它收敛去。云霞散去,大地苏醒,手持钓竿的人垂钓于绿水之上。这对句“垂钓向绿川”,既切题“钓竿”,又点出了地点;既写出人物的动作,又表现出其雅兴的浓郁。这个小层次叙述垂钓者一大早就出来了。
第二联“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紧承首联从人的感觉和视觉表现“绿川”的澄澈宁静。由于白云倒影于水中,以致人在水上小舟之中就如同坐在天上一样。河水被阳光照澈,鱼儿缓慢游动的瞬间像悬挂在明亮的镜中。这两句诗出自王逸少的《镜湖诗》:“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但较之王诗意境更鲜明,音韵更优美,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这里写景能够虚实结合,境界清幽,引人入胜。
第二段着重描写人与物的情态。第三联“避楫时惊透,猜钩每误牵”,是描摹游鱼的情状。阵阵浆声,划破“绿川”的宁静,鱼儿受惊时时跳出水面。“避楫”写出了鱼儿的警惕;“猜钩”进一步表现出鱼儿的精细来。它们对着鱼钩揣测、试探,最终抵挡不住香饵的诱惑,还是被丝纶牵了上来。两句诗十个字,将鱼儿诡谲可爱的形态描摹得活灵活现。
第四联“湍危不理辖,潭静欲留船”,描绘的是钓者“乐亦忘返”的情态。绿川观鱼跃,兴趣盎然,顺流而下,逆流而上,扁舟穿行无牵绊,急流险滩何所惧,且不要打理车马回家的。因为那边风景独好,明洁平静的潭水尚未尽情欣赏。人未尽兴舍不得离去,诗却不直说,反说潭水欲留客,物我融洽化一。文意曲折,文势跌宕。令人读来兴味无穷。
第三段抒情寓意。第五联转为抒情。“钓玉君徒尚,征金我未贤”,上句话用姜尚谓滨钓鱼的曲故,下句话用燕昭王筑黄金台的典故。“钓玉”语意双关,“玉”与下句的“金”相对,“玉”借为鱼,是实指。但“钓玉”又可理解为“钓玉鱼,玉鱼指代皇帝赐给官员的玉带金鱼(佩饰),引申为官爵。唐制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并给随身金鱼佩饰。这两句诗的含意较复杂,似乎以揶揄和自嘲的口吻在与对方说话或自我解嘲:钓鱼嘛!你(君)学姜子牙,只怕是遇不到周文王的。虽然明君招贤纳士,我也并非郭隗、乐毅那样的人才。言外之意不无怀才不遇的感慨:你我还追求什么功名利禄呢?那都是不现实的,悠悠乎天地之间,垂钓于绿川之上,岂不快哉!
尾联“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夹叙夹议,照应题目收结全篇。“为看”二字说明了观鱼人专心致志。“贪得”二字描摹出鱼儿抢食的神态。两句诗构成一幅鱼跃人欢谐趣横生的游乐图。当然也可理解为贪得利禄者,难免要被世网所牵。
这首五言排律诗,篇幅不大,但气局严整,属对工丽,脉络清晰分明,开合相生,铺叙转换极其自然;用事贴切不着痕迹,形象生动逼真,色泽明丽鲜艳,意境清幽广远。简而言之,即“情多、兴远、语丽”(唐僧皎然语),不愧为排律的佳篇。郑振铎评价说:“状物陈形,已臻佳境。在排律中,气度虽未若杜甫的阔大,波澜虽未若杜甫的澎湃,然而是不易得的东西了。”
此诗两章,脉络极清楚,每章的前二句极写卿大夫的服饰之威和对故旧的侮慢之态;后二句则通过自问自答,表现了原为友人的那位先生的怨愤不平的情绪,而诗句的语气显得“怨而不怒”,很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
此诗一开头,描述了卿大夫的服饰,可见,这位卿大夫是一位政治新秀,刚刚步入了从政的圈子。但他很不低调,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立马就显出来了:“自我人居居。”活画出衣服傲慢无礼的神情。但他的故旧老友,虽然没有他的官阶高,但一点也不气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
从结构上来看,此诗显得十分简单,艺术上也没有太多的特色,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反复吟咏、反复唱叹、回环往复的手法。这种手法实际上在《诗经》中已相当普遍,有着民歌民谣的风味,从这也正说明了《诗经》与民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该诗中所用的设问和作答的形式,在《诗经》中也时而可见。这种修辞方法作为讽刺或表现一种强烈的情绪是很合适的。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