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感事”,总指靖康、建炎以来的丧乱事变,诸如汴京被占,徽、钦二帝被俘,高宗播迁,以及公卿士大夫窜亡等。“感事”之“事”,蕴含广泛,非指一时一事。
此诗先写常年征战,让人不知该从何说起;接着连续用了“危左衽”“断卿龙府”“移白鹭洲”三个典故来表达北宋被灭、南宋偏安的现实;最后诗人以写景作结,菊花盛放与眼前凄凉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一句反问将内心的悲伤与郁闷表现出来,深沉曲折却哀婉动人。全诗情感委婉深刻,抑扬顿挫,真挚感人。
“丧乱那堪说,干戈竟未休。”在百感交集之下,话却说自从头。自从靖康丧亡离乱以来,国事扰攘,国土日蹙,所不忍言;而兵争干戈之事方兴未已,竟未能望其止息。“那堪”、“竟未”,感慨苍凉沉至。
“公卿危左衽,江汉故东流。”此句的意思是:公卿大夫害怕被金人所掳,化为夷狄之民,故而纷纷逃散。下句用《禹贡》:“江汉朝宗于海。”但陈诗此句,是切自己所在之地而言,因邓州是长江、汉水临近之地。“江汉故东流”,是诗人说自己一定要像江汉朝宗于海一样,追随建在东南的南宋朝廷。
“风断卿龙府,云移白鹭洲。”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以谄媚契丹,契丹封他为“儿皇帝”。辽大同元年(947年),契丹逼晋,并俘虏了石敬瑭之子石重贵,把他囚禁在卿龙府。北宋亡国以后,徽宗、钦宗被金人所掳,囚禁于五国城(五国城:辽国地名,后内附;划归卿龙府),其事与晋事相类。下句“云移白鹭洲”,当时宋高宗的朝廷移在扬州。这都是诗人所系念所感伤的事。
“云何舒国步,持底副君忧?“云何”,犹言如何;“持底”,犹言用什么。诗人说,自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纾解国难,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分担君忧。
“世事非难料,吾生本自浮。”上句亦《发商水道中》“世事本前期”之意。意云:今时势艰危如此,固非难以预料,而是事出有因。“吾生本自浮”,虽则前事有因,而我生本自飘浮。命运如此,为之奈何。
“菊花纷四野,作意为谁秋!”时势艰危如彼,身世漂泊如此,已足使人感伤。然则秋日卿花,纷披四野,作此秋日之荣秀,很难让人有观赏的欲望。
陈与义这首《感事》诗,确是逼近杜甫。从遣词用字上看,“那堪”、“竟未”,“危”、“故”,“断”、“移”等,都是沉实的字眼,有杜诗的风味。从比兴手法上看,“风断”、“云移”一联,以天象喻人事,也深得杜诗的兴寄之妙。至于以景抒情作结,又是杜甫即事咏怀一类诗作的常见章法。全篇苍凉沉郁,居然老杜气韵。比纪昀稍晚的南阳人邓显鹤,著有《南村草堂文钞》,他在一篇序文中说:“自来诗人多漫浪湖湘间,如少陵、退之、柳州及刘梦得、王龙标辈,皆托迹沅、澧、郴、湘、衡、永间,绝无有至吾郡者,有之,自简斋始。”又说:“简斋先生诗,以老杜为宗,避乱湖峤,间关万里,流离乞食,造次不忘忧爱,亦与少陵同。”“不忘忧爱”,是杜甫的大节,也是简斋的大节。用这四个字去看这首《感事》诗,正是十分契合。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清明踏青,是北宋时期一个非常热闹的民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愁,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也猎取这一盛况,创作出不朽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柳永通过对这一民俗的描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词的上片写太平盛世繁华都市中的春游。词一开篇即写景,“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这时候写的是自然景观,并且指明了这些景物是在“神州”,也就是汴京。接下来,“是处楼台”三句写都市人文景观,以“是以”二字开始,写出了都市繁华的广泛程度;后又以“腾沸”二字结束,写出了都市繁华的热闹程度。接下来是游春盛况的叙写。“游人”之“恣”,“驰骤”之“无限”,从行动上写出了游春人的心情舒朗,无拘无束;“娇马车如水”的比喻,借用了李煜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多少恨》),概写游春盛况,“寻芳选胜”则具体写游人的行踪,冠以“竞”字写出了游春人争先恐后的恣游心态。“归来向晚”对照开头“艳阳景”,表明游春活动从清晨的艳阳初升延续到黄昏日暮。结句“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可以说是游春活动的尾声了,以一“起”字领起,不仅极具画面感,且情韵无尽。
这首词的上片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北宋前期太平盛世都市繁荣,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且“繁红”、“嫩绿”、“艳阳”、“朱门”、“新声”、“通衢”、“香尘”等一连串带有修饰性的词的运用,以及“明媚”、“腾沸”、“如水”、“近远”、“细细”等一连串工笔描写,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汴京春日的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上片都可以说是整首词的精华所在。
词的上片已写尽汴京太平景象,下片则进一步写歌舞之乐。“太平世”,直言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少年时”二句说自己还处于少年时期,不忍心把美好的时光轻易抛弃。“况有红妆”二句说自己有美女相伴,连用“红妆”、“楚腰”、“越艳”三个词来形容相伴歌女的美貌,之后,词人又引用了一个典故,出自王仁裕《开宝天元遗事》,书中说宫廷乐工许合子“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词人还用了“何啻”二字,说她们“一笑”何值“千金”,不仅突出了相伴美女的美貌,也从侧面反映了词人当时的奢侈生活。接下来,“向尊前”二句写歌舞之盛,此处多用典故。先写舞,“舞袖飘雪”,典故出自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后写歌,“歌响行云止”,引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有美女相伴,又有歌舞欣赏,故而词人说“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希望用绳子把太阳系住,以便“从容痛饮”。这种挽留时光的方式独特、浪漫,表现了词人对少年韶光易逝的惶恐和无奈。
词中以自然的春光和人生的青春交相阐发,由珍惜春天而有珍惜青春的感慨。在词人看来,明媚的春天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欢乐,也同样提醒人们去尽情享受青春,不妨千金买笑、从容痛饮。“少年时”二句,体现出词人对人生短暂、青春更短的忧惧之心,所谓及时行乐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抵御而已。
这首词是咏天台山神女之事。据《神仙传》和《续齐谐记》载,汉明帝永平时,剡县有刘晨、阮肇二人人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忽见山头有一颗桃树,共取食之,下山,得到涧水,又饮之。行至山后,见有一杯随水流出,上有胡麻饭屑。二人过水行一里左右,又越过一山,出大溪,见二女颜容绝妙,唤刘、阮二人姓名,好像旧时相识,并问:“郎等来何晚也!”因邀还家,床帐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数仙客,拿三五个桃来,说:“来庆女婿。”各出乐器作乐,二人就于女家住宿,行夫妻之礼,住了半年,天气和暖,常如春二、三月。常闻百乌啼鸣,求归心切。女子说:“罪根未灭,使君等如此。”于是送刘、阮从山洞口去。到家,乡里怪异,经查寻,世上已是他们第七代子孙。二人于是又想回返女家,寻山路,不获,迷归。至太康八年,还不知二人下落。天台仙子则成为文学作品常咏的对象。
此词第一句写仙女的穿着。第二句写她玩赏红豆以寄相思之情。第三句写其面部表情。四、五句写她身居仙境,而梦人间。结句点题,表明仙女的孤凄,春愁无人与共。语言含蓄,情在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