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一篇触景生情的即兴之作，通过对寒夜、荒鸡、蚊蚋、枯叶、萧林等寒秋萧索景物以及陈醴、巴歈、缊被的描写，抒写了作者远行客居中的困顿心境以及思乡之情。全诗共十四句，前六句主要是写景，后八句则重在感怀。
诗一开头描写一个浓云盖月的寒夜，天宇阴暗，夜幕低垂：“泱漭望舒隐，黮黤玄夜阴”。这两句给全诗涂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
接下来六句写景，都是些凄凉之景：广漠空寂，黯淡无光；荒鸡长鸣，恶声传不祥之兆；残叶飘零，寒林呈萧飒之状。如此寒夜，如此景况，独宿孤舍，情何以堪。于是借酒浇愁，自我宽解；故作旷达，歌舞畅怀：“陈醴发悴颜，巴歈畅真心”。痛饮陈年老酒，使原本憔悴的面容泛起红颜；酒酣歌舞，一畅心怀。作者生性嗜酒，所著《酒德颂》中有辞曰：“有大人先生，……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这正是作者自己耽酒生活的真切写照。而这种于醉乡之中“其乐陶陶”的情景，正是他在醒时的现实生活中心情悲痛欲绝的表现。这种因酒力而激发起来的兴奋，和因酒酣而一畅真心的狂舞，都是短暂的，很快，“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短歌行》）”
再接下来四句：“缊被终不晓，斯叹信难任。何以除斯叹，付之与瑟琴”，是写在以乱麻破絮缝制而成的衾被里，度时如年地盼望天亮，如此沉重的悲叹，实在是人难以担荷的。怎样才能排遣掉那满腹的愁怀，唯有抚琴弹瑟，一抒衷肠。
最后两句“长笛响中夕，闻此消胸襟”：半夜里听到长笛鸣响，使得心中悲愤之情渐渐地平息下来。这八句言情，表现出作者感情上的起伏跌宕。以酒浇愁，陈醴酡颜，歌舞尽情，是一扬；叹息难任，将心事付于琴瑟，是一抑。最后闻长笛而胸襟消释，似乎抚平了心中激愤的浪谷，但实际上不过是表面上的平静，内心深处的愤慨之情并没有真正消失，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暂时歇息下来罢了。
这首诗前面写黯淡之景，后面抒哀痛之情。字里行间，处处弥漫着因理想和现实矛盾而激发起来的阵阵悲雾愁云。《晋书·本传》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在如此放浪形骸、肆意恣情的言行背后，正隐藏着一个极端痛苦的灵魂。
这是一篇触景生情的即兴之作。夜半昏黑，星月无光，作者寓居北芒山麓的简陋客店，心绪重重，难以入睡。户外寒鸡孤鸣，落叶萧索，更加重了作者的苦闷。由近及远，自然会联想到附近山中埋葬的王侯公卿，人生当有一搏的念头油然而生。于是借酒壮志，想象着在巴渝武乐的激励下建功立业。然而，现实窘迫的境况又使他心灰意冷，忧叹不已。这时，传来涤邪纳正的悠扬笛声，作者的心情方稍有缓解。全诗思路曲折而细腻，流露出浓郁的压抑与忧愁。愁从何来，作者没有明说，但从诗中可以品味出，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积极进取的志向之间的矛盾。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
这首词是感春怀人之作，上阕着重写景，下阕着重抒情，各有侧重又情景交融，将怀人之思表达得深婉曲折。
“厌莺声到枕，花气动帘，醉魂愁梦相伴”，开篇三句写春日的清晨，黄莺呜叫，春花绽放，微风吹过，香气弥漫，这本是一片生机昂然的美好景象，可是词人正处在伤春怀人的心情当中，无法排解忧愁，便以喝酒来麻痹自己，将愁绪消解在醉魂之中，希望以沉睡来逃避现实。可是黄莺不解其意，唱和不停，词人因被吵醒而心情更加烦躁，不禁生出对莺鸟的厌恶之情。
“被惜余薰，带惊剩愁。几许伤春春晚”，这三句含蓄而细腻地刻画出词人怀念旧人的真诚心切。“余薰”是旧人留下的馨香，可是斯人已去，词人唯有珍惜她仅留下的一点余香。“惜”字表现出词人对旧人的珍惜和无限怀念。词人日日思念故人，以至于腰带的剩愁越来越多，“惊”字突显出词人消瘦程度之深。
消瘦是源于对伊人的思念，这一句实有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意蕴，柔情脉脉，令人动容。这种憔悴也表现了主人公的坚毅和执著。“几许伤春春晚”一句沉重哀伤，在伤春的情绪中，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暮春，念及自己与伊人别离的日子愈来愈久，词人伤叹不已。这一句既是对前文“伤春”之情的总结，也领启了下文关于“春晚”的描写。
“泪竹痕鲜，佩兰香老，湘天浓暖”一句中引用了“湘妃泪竹”和“屈原佩兰”两个典故。暮春时节，湘妃竹的点点泪痕犹在；屈原所佩戴的兰花香草已经老旧了，天气已进入“浓暖”时分，说明春天即逝，即将入夏。此情此景让词人记起当年屡次盛邀佳人，与她在江畔沐风赏月时的欢会情景。
“须信鸾弦易断。奈云和再鼓，曲终人远”，“鸾弦”在这里指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交好，可弦断能够再续，但佳人远去，已杳无踪迹，这萧萧琴声里的相思幽怨她不曾得知。相会遥遥无期，那悠悠弦鸣里寄寓着几多无奈和伤感。
“认罗袜无踪，旧处弄波清浅。青翰棹舣，白苹洲畔。尽目临皋飞观”，词人引用曹子建（曹植）《洛神赋》中的典故，把心上人比作步履轻盈，姿态曼妙的仙女，可惜佳人仙踪无迹，不得追回。遥想彼时佳人在河塘撩弄清波，姿态妩媚诱人，可如今河塘处再无佳人倩影。江畔舟船飘摇，水中白苹浮动，词人极目远眺，尽是旧日风景。睹旧物而不能感旧情，词人心中的惆怅更加深切。
“不解寄、一字相思，幸有归来双燕”，词人叹惜伊人不解情，别期无定，令他终日相思萦怀，受尽千般煎熬。只能从双燕归来的景象中强寻安慰，似是欣喜，实则凄凉，充分表现了词人因思念伊人而无法排遣的抑郁痛苦，以及盼望佳人早日重回身边的急切情怀。
此词大量运用点染法，即情思并非一泻无余，而是情一点出，即以景物烘托渲染，如“被惜馀薰，带惊剩愁，几许伤春春晚”，与秦观的词在写法上有共同点；多用借代手法，如“泪竹痕鲜，佩兰香老，湘天浓暖。须信鸾弦易断，奈云和再鼓，曲终人远”等句，表达委婉含蓄隐晦，与唐李商隐的诗有相似之处。
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
首联描写与洞庭湖阔大之景，次联“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擅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色。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
最后两句，历来见仁见智。对“渔父问”的典故，凡读过《屈原列传》的人都会记得渔父劝说屈原“与世推移”“随其流扬其波”的话。那么，杜甫用此典其意何在呢？“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是称赞裴使君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称赞的原因，我想绝不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裴使君款待了杜甫，且陪杜甫(不是杜甫陪裴使君)登楼远眺。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口不对心地妄加颂辞，恐怕不是杜甫一贯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江陵时，杜甫就曾多次称颂过镇守荆州的阳城郡王卫伯玉——尽管卫伯玉并不是科举出身，也不懂诗词歌赋，但他却掌管着荆州的军政大权。杜甫的称赞其实是一种“感情投资”，希望以文词上发自内心的赞美博得卫的好感，再次“托身官府”续写在成都时与严武相交的翻版故事。可惜的是，卫伯玉不是严武，杜甫的“示爱”在今天看来便成了一种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单相思。以此来推演，也可以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看作是杜甫在江陵一系列诗作的续篇。杜甫此时对裴使君能收留、重用自己是心存希望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裴使君也是文人出身，而文人就应该对我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礼遇、关照、抚慰甚至起用的。只是这样的心思不能明言，毕竟与裴使君素昧平生，自己对裴使君的为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在诗的结尾含蓄地借典喻事道出自己的愿望：希望你裴使君像陈蕃那样，待我如徐孺子，那么我就可以违背渔父的劝说，留在岳阳从此不再“与世推移”，不用再漂泊流浪了；换言之，如果你裴使君不能“礼加徐孺子”，那么我岂敢违背渔父的劝说，只好“与世推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继续无奈地“南征”。 可能裴使君没有读出杜甫的意思或者是领会了而装作不知、不愿理睬，总之，杜甫很快离开了岳阳奔向衡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阳其实是杜甫的另一个伤心之地(只是伤心的程度不如在江陵，因为他对留在岳阳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离开岳阳后不久后所作的《南征》诗中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分明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这其中，恐怕也应该分一点儿给岳阳及岳阳的裴使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