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十年不上野鸥猜”。钓鱼台，即浙江富春江畔名隐士严子陵之钓鱼台。“野鸥猜”，典出《列子·皇帝》：“海上之人有好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此典本说人若有世俗机巧之心，鸥鸟则不肯与之做伴。此句有自愧之意，自己为了生活，长期寄身官场潜规则的想法，不如酸斋清俊脱俗。“白云来往青山在，对酒开怀”。今日终于重上钓鱼台，只见白云悠悠，青山隐隐，忍不住开怀畅饮。“欠伊周济世才，犯刘阮贪杯戒，还李杜吟诗债。”畅饮过后，张可久审视平生，觉得自己俗心未绝，尚称不上真正的隐士。扪心自问，自己尽管长期寄身官场之中，却并无伊尹、周公那样的安邦济世之才；尽管喜欢饮酒，却又不如刘伶、阮籍那样忘情；尽管终生填词作曲，但那些“清词丽句”早被李白、杜甫用完了，自己仅能拾其牙慧、替其还“债”而已。这三句的“自我检讨”，看似自嘲意味甚浓，实则暴露了张可久内心深处说不出来的酸楚：回首人生，竟无一事可引以自得！
“晚归来，西湖山上野猿哀”。猿啼，声噭噭，又高又急，似哭似号，为哀音。郦道元《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西湖山上，野猿哀啼，声音急切，唤我归去。“二十年多少风流怪，花落花开。”二十年来，多少风流人物辈出。但时间兀自向前，不论是谁，都如花落花开般消长，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此，生命从来无须固执。“望云霄拜将台。袖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然而，当目光转向那高耸入云的中兴名将拜将台时，终难抑制内心充溢的壮志。星汉灿烂，皆藏我袖；安邦妙策，皆著我心；而那烟花风月迷魂寨，能奈我何！“酸斋笑我”，酸斋早已体会到退隐之乐，看到我此时既羡慕又扭捏的样子，心领神会，故而不免“笑我”。“我笑酸斋”，这个“笑”字里隐含的情感很复杂。它既是一种畅快的笑，自己受酸斋影响，欲步酸斋之后，自然也就笑出声来。它又是一种羡慕的笑，有多少人能像酸斋那样无忧生活，顺应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欢喜的事呢？它还是一种含而不露的苦笑，自由是酸斋的，我什么都没有，还必须为了生活继续在宦海淹留。“我笑酸斋”张可久只在笑。不着一言，却胜千书。
首联写的是他卜居山林的日常生活状态。有客人的时候就兴高采烈，欢喜无已；无人来访之时，没有人可以与之派遣寂寞、交流思想心得，就只能与落花对话，寂寞之情油然而生。仅仅依据这首诗的行文风格，从诗面上来分析，“有客”是衬“无人”的，而写“开青眼”的短暂喜悦，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问落花”的孤独。
实际上，在李贽的独居过程中，“有客”确是极少数，更多的时候是寂寞一人。当然这里的“客”并非指任何来访者，而是与李贽志同道合、思想统一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在李贽看来才能称之为“客”，否则他是闭门不见的。在《高洁说》中，李贽对这一点有很明确的解释： “谓予自至黄安，终日锁门，而使方丹山有好个四方求友之讥；自住龙湖，虽不锁门，然至门而不得见，或见而不接礼者，纵有一二加礼之人，亦不久即厌弃。是世俗之论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终日闭门，终日有欲见胜己之心也；终年独坐，终年有不见知己之恨也。”其实不着手于此，仅仅从诗面“有客开青眼”，亦可略见一斑。一个“开”字写出了蓦然惊喜的心情，同时表明了更多的时候他是像阮籍那样，“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的。
“无人问落花”一句中，“落花”是古典诗词里的常见意象，落花暮春，象征着美好事物的消逝和时光无可挽回的流淌。沈周因伤其子之逝，赋《落花诗》十首；林黛玉有葬花之哀；王维细数落花，心有所感而独坐良久，皆有此意。究竟李贽有没有“问落花”类似的举动，其实不必坐实，作者只是借这样一个常见意象来借代自己独处时的寂寞心情，或亦有叹老之感。这样，首联就为全诗营造了一种伤感落寞的气氛。
颔联一句，前为春，后为秋；前为白天，后为夜晚，是通过四季转换、昼夜交替来表现终年独坐的状态。这两句没有用常见的艺术手法，通过主观感觉把自然景致极端化，从正面或反面表现内心的情感。而是用很轻柔的笔触，描绘了山间淡雅平静的氛围。如果把“凉月照晴沙”试写成“凉月照寒沙”，其透骨冰凉，就完全是另一种意境了。你看微醺如酒的春风拂弄着细细的草叶，皎洁的月光映照着广阔的沙滩。这种生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夜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雅趣。然而李贽是向往激烈快意的生活、要高举大旗，领导社会风气变革的时代先驱，这种山林野逸之乐，是难以使他心情平静的，只是越发使他觉得寂寞。
“客久翻疑梦”，客居在外久了，使得他反而有了一种不真实的错觉，像是梦境里一样飘忽不定，梦醒时又能回到家中安稳度日的时光。一般诗词文赋中的“家”都指故乡，即在父母身边从小长大的故居。而李贽不到二十岁就外出宦游，其后更是一生辗转迁徙、漂泊无依，没有所谓的“家”，故此处的“家”更应该的乡居故里。虽然李贽“平生不爱属人管”，少年居家读书的经历亦未必尽其所愿，但人在漂泊不定、受尽艰辛时有倦鸟归巢之感，是很正常的心理。“朋来不忆家”，只有朋友来的时候，高谈阔论，一抒心臆，才能暂时放下思乡的愁怀。但是正如第一句所分析的，朋友散落在天涯，要来访一次，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更多的时候，李贽还是独自在乡愁的煎熬中寂寞着。这一句的对比手法，其实和首联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反衬之句，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是文章变换法。这里点明了的“朋”，即首联的“客”。变换字法，亦是使文势跳脱之意。
尾联一句写的是：一天又在这样的疏懒遐思中过去了，准备收拾琴和书回去了，不经意回头，看见天边绚丽的晚霞，竟然不觉陶醉其中。然而晚霞虽美，却无人分享，只有自己独看，是否有寂寥之感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两句写得极妙，琴以娱情，书以励志，古人携琴带萧是很普遍的风尚，尤其是明代以后。在早期山水画里，常常能看到高士拾阶而上，童子负剑后随的形象，而渐渐就演变成童子携琴了。这说明士人的社会习惯已经从李白“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的追求转变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琴棋书画”的雅趣了。一天已经告终，诗句就顺势收尾，恰到好处，夕阳的冉冉落下还给人意犹未尽的回味余地，不知作者如何想来。
全诗表现了李贽晚年“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寥之感，回想其坎坷的一生，顿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慨叹，是其晚年真切感情的流露。
此曲写浔阳江边清秋晚景。全篇七句四十五字，分则一句一景，宛如七幅山水屏画，七个风景镜头，千姿百态，各放异彩；合则构成浔阳江山的立体壮观，好似一部名胜风景影片。其间远近高低，动静明暗，声光色态，无不咸备。全曲词采俊茂，音节流畅；设喻贴切，形象逼真。通篇用比喻，想象丰富，笔力雄放，气象万千而又和谐统一，壮丽雄奇而又韵味无穷。
“长江万里白如练，淮山数点青如淀”，举头远望，目所能及之处，有秋江万里，澄澈耀眼，静如白练，绵延屈曲，伸向远方；有秋山“数点”，葱郁苍翠，青如蓝靛，给人一种秋天特有的苍茫、寂静、高远的感受。作品从大处、远处起笔，为全篇设置了一个宏阔、高远的背景基调。
开头两句属于远眺。它们分别脱化于南朝谢朓“澄江净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及金诗人杨奂“淮山青数点，不肯过江来”（《题江州庾楼》）的诗句，意象雄远。大江万里浩荡，江面开阔，同遥远的淮山呈现出的“数点”形成了空间形象上的悬殊对比，而“白如练”之旁点染几点“青如靛”，则在色彩上又形成了对映。这两句以工对的形式出现，就更容易使人注意到它们的互补。
“江帆几片疾如箭，山泉千尺飞如电”，俯瞰脚下，江上点点白帆，轻疾如离弦之箭；仰望高崖瀑布，飞流直下快如闪电。作者从江与山的众多景物中各截取其一点，从近处、细处着眼于江上疾驶如飞的“江帆”，悬崖陡壁间飞泻千尺的“山泉”。虽然写的只是一个个的个体的景物，却又极富群像性，给人以动态的感官体验。
三、四两句移近了视界。“江帆”实因大江的流急而益现轻灵，“山泉”也得力于山崖的陡峭，这都是句面以外的意境。这两句又以工整的对偶叙出，带着分明的动感，说明这已是一组近景。
“晚云都变露，新月初学扇”，在这两句里，词人转换了视觉角度，由前边写地上的景物转换为写天上的景物，抓住事物特有的物征描绘了“晚云”与“新月”的情态变化和背景的明暗变化。
五、六两句是仰观的背景，更是表现时间的流动。从“变露”与“学扇”这两个词语里，读者不仅能体会到景物变化的动态美，意态形象的朦胧美，还能清晰地感受到时间的流动感。晚云变露，是说夜晚天空的云层渐渐模糊难以认辨，而空气却越来越凉冷湿润，地面上也凝结了露珠；而新月学扇，则是月牙儿冉冉升上的景象，且有它尽力欲呈露半面的趋向的意味。这都是深秋典型的景观。
“塞鸿一字来如线”，写从塞外归来的大雁，排成长长的一字形掠过烟波浩渺的江天，仿佛就像一条细长晶莹的银色丝线。这一句不仅点明了季节时令，也创建了一个令人展开无限遐想的空间。文势至最后本转为徐缓，殊不料末句顿时又异军突起。这“一字”塞鸿，将前时的六幅画面绾联交通，使人感受到雁阵冲寒所蕴涵的苍凉秋意，联想到岁暮、客愁、乡情等人事方面的内容，有题外传神之妙。
这是一首写景的小令，作者选择了独特的视觉角度，按照由远及近、自下而上的空间顺序，采用了比喻、对仗并用的修辞手法，借助于动态描写的艺术表现形式，为读者勾画了一幅生动传神的浔阳江动态秋景图。从作品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捕捉充满活力的艺术镜头，在他的笔下，江舟、山泉、晚云、新月、塞鸿这些景点都呈动态，并且都在万里长江和数点淮山这一整体构思中被不露痕迹地融合起来。全曲笔势排奡，形象简洁，比喻精到，不愧为散曲的写景杰作，而音韵浏亮，也符合作者在《中原音韵作词十法》中所提出的“既耸观，又耸听”的度曲要求。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