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时局仍一片混乱。藩镇割据，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百姓灾难深重。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春，杜甫已五十七岁，携家人从夔州（今四川奉节）出三峡，这年冬天（题中“岁晏”即岁暮）来到岳州（今湖南岳阳），作此诗以记途中见闻。
全诗前四层各四句，末用二句作结，共五层。“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一作云）中。”首句承题，点明时令节候。“潇湘洞庭”，点出诗人行经之地。一年将尽，北风呼啸，潇湘二水、洞庭湖上，雪花纷纷扬扬。诗歌开篇就勾勒出一幅天寒地冻、惨淡惨冷的背景。写岁晏景事，为全诗写时事创造气氛。“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罟，即网。莫徭，《隋书·地理志》下载：长沙郡杂有夷蜑，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尝免征役，故以为名。刘禹锡有《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诗，足见这种少数民族长于射猎。桑弓，桑木做的弓。开弓射雁有声，故曰“鸣”。三四句直写眼前情景，渔父网冻捕不成鱼，莫摇出于无奈而射雁，既表现百姓生活之艰难，也流露出诗人的悯农之情。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据《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公元767年（大历二年）夏历十月，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充军粮。又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钱以助军。这首诗作于公元768年冬，因此说“去年”。安史之乱平定后，随之而来的是与吐蕃作战，加之地方军阀叛乱，生产破坏，军粮不足，米价上涨，人民不堪其苦。这年眼见丰收，米价又太贱，“谷贱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厌，同餍，吃饱喝足。此辈，指农家夫妇。杼柚，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茅茨，即茅草屋。高车驷马的达官贵人吃厌了酒肉，男耕女织的农民终年辛勤却一无所有，这就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出了人间的不平。前四句伤穷民之渔猎者，此四句又伤穷民之耕织者，再以民生为念，令人感泣。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楚人，今湖南等地春秋战国时属楚，这里指湖南一带的人。《风俗通》说：“吴楚之人，嗜鱼盐，不重禽兽之肉。”所以，莫徭射雁并不能换来收入以改变穷困处境，等于白害了鸿雁生命，所以说“枉杀”。诗用“汝休”二字，有劝诫之意，语气沉郁，表现了诗人对飞鸿的同情，同时使人联想起民间“哀鸿遍野”的惨境。“割慈忍爱”是指出卖儿女。还，指缴纳。租庸，指唐王朝所实行的“租庸调”赋役制度：丁岁纳粟稻谓之租，不役者日纳绢三尺谓之庸，纳绢绫绵麻谓之调。这里所说“租庸”实际上包括了一切苛捐杂税。说鱼说鸟，直承渔父、莫徭而来；说租说庸，直承农夫、杼柚而来。前面已描写了百姓生活之苦，又“处处”迫于赋敛之困，以至卖儿鬻女。“况闻”有进层之意。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官府横征暴敛，写出剥夺者对百姓的残酷压榨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唐初曾禁止私铸钱，规定“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旧唐书·食货志》）。天宝以后，地主商人盗铸严重，在青铜里掺和铅锡，牟取暴利。官府听之任之，所以说“今许”。“刻泥”句，旧注为“以泥为铸模”，意思是：用泥土做成钱岂不更简单，更不费成本！愤激中有讽刺，入木三分。诗人认为官府允许私铸铜钱，百姓吃亏，不该总这样长期蒙混下去。诗通过今昔对比，有力地抨击了当时朝廷政策。如此仗义执言，反映了诗人对人民疾苦深切的关注和同情。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万国，泛指各地。画角，古管乐器，形如竹筒，本细末大，外加彩绘，故称画角。发声哀厉高亢，军中多用以报告时辰。吹画角，指战乱不止。天下万国都在兵荒马乱中，处处城头吹起凄凉的画角。天下愈乱，百姓愈遭殃。诗的最后说：这画角的声声哀怨，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诗首从岁暮所见写起；诗末以岁暮所闻收束，表达忧乱之意，点破题旨，流露出诗人对时局的深深忧虑。杜甫擅长七古，多以时事入诗，且善于将时事注入纪行咏怀的作品中。其间，又常用简炼的语言表现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如“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等，都高度地概括了封建社会两种阶级的对立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战乱中的基本面貌，杜甫以诗入史，亦诗亦史，其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其叙事艺术的高度成就，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堪称首屈一指。
这首诗写久别的老友重逢话旧，家常情境，家常话语，娓娓写来，表现了乱离时代一般人所共有的“沧海桑田”和“别易会难”之感，同时又写得非常生动自然，所以向来为人们所爱读。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开头四句说，人生旅途常有别离不易相见，就像参星商星实在难得相遇。今夜又是什么吉日良辰，让我们共同在这烛光下叙谈。这几句从离别说到聚首，亦悲亦喜，悲喜交集，把强烈的人生感慨带入了诗篇。诗人与卫八重逢时，安史之乱已延续了三年多，虽然两京已经收复，但叛军仍很猖獗，局势动荡不安，诗人的慨叹，正暗隐着对这个乱离时代的感受。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四句是说，青春壮健年少岁月能有多少，转瞬间你我都已经两鬓如霜。昔日往来的朋友一半已去世，我内心激荡不得不连声哀叹。
久别重逢，彼此容颜的变化，自然最引起注意。别离时两人都还年轻，而今俱已鬓发斑白了。由“能几时”引出，对于世事、人生的迅速变化，表现出一片惋惜、惊悸的心情。接着互相询问亲朋古旧的下落，竟有一半已不在人间了，彼此都不禁失声惊呼，心里火辣辣的难受。按说，杜甫这一年才四十八岁，何以亲故已经死亡半数呢？如果说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已经隐隐透露了一点时代的气氛，那么这种亲故半数死亡，则更强烈的暗示着一场大的干戈乱离。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没想到我们已分别二十个春秋，今天还能亲临你家里的厅堂。“焉知”二句承接上文“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诗人故意用反问句式，含有意想不到彼此竟能活到今天的心情。其中既不无幸存的欣慰，又带着深深的伤痛。
前十句主要是抒情。接下去，则转为叙事，而无处不关人世感慨。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这两句是说，相分别时你还没有结婚成家，倏忽间你的子女已成帮成行。随着二十年岁月的过去，此番重来，眼前出现了儿女成行的景象。这里面当然有倏忽之间迟暮已至的喟叹。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这四句是说，他们彬彬有礼笑迎父亲老友，亲切的询问我来自什么地方？还来不及讲述完所有的往事，你就催促儿女快把酒菜摆上。
这四句写出卫八的儿女彬彬有礼、亲切可爱的情态。诗人款款写来，笔端始终流露出一种真挚感人的情谊。这里“问我来何方”一句后，本可以写些路途颠簸的情景，然而诗人只用“问答乃未已”一笔轻轻的带过，可见其裁剪精炼之妙。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这两句是说，冒着夜雨剪来了新鲜的韭菜，呈上新煮的黄米饭让我品尝。从中看到处士的热情款待：酒是让儿子立刻去张罗的佳酿，菜是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饭是新煮的掺有黄米的香喷喷的二米饭。这自然是随其所有而具办的家常饭菜，体现出老朋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情。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这四句是说，主人感慨见面的机会太难得，开怀畅饮一连喝干了十几杯。一连喝干了十几杯还没有醉意，令我感动你对老友情深意长。
这四句，叙主客畅饮的情形，故人重逢话旧，不是细斟慢酌，而是一连就进了十大杯酒，这是主人内心不平静的表现。主人尚且如此，杜甫心情的激动，当然更不待言。“感子故意长”，概括的点出了今昔的感受，总束上文。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末两句是说，明日分别后，又相隔千山万水，茫茫的世事真令人愁绪难断。末两句回应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暗示着明日之别，悲于昔日之别：昔日之别，今幸复会；明日之别，后会何年？低回深婉，耐人寻味。
诗人是在动乱的年代、动荡的旅途中，寻访故人的；是在长别二十年，经历了沧桑巨变的情况下与老朋友见面的，这就使短暂的一夕相会，特别不寻常。于是，那眼前灯光所照，就成了乱离环境中幸存的美好的一角；那一夜时光，就成了烽火乱世中带着和平宁静气氛的仅有的一瞬；而荡漾于其中的人情之美，相对于纷纷扰扰的杀伐争夺，更显出光彩。“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被战乱推得遥远的、恍如隔世的和平生活，似乎一下子又来到眼前。可以想象，那烛光融融、散发着黄粱与春韭香味、与故人相伴话旧的一夜，对于饱经离乱的诗人，是多么值得眷恋和珍重啊。诗人对这一夕情事的描写，正是流露出对生活美和人情美的珍视，它使读者感到结束这种战乱，是多么符合人们的感情与愿望。
这首诗平易真切，层次井然。诗人只是随其所感，顺手写来，便有一种浓厚的气氛。它与杜甫以沉郁顿挫为显著特征的大多数古体诗有别，而更近于浑朴的汉魏古诗和陶渊明的创作；但它的感情内涵毕竟比汉魏古诗丰富复杂，有杜诗所独具的感情波澜，如层漪迭浪，展开于作品内部，是一种内在的沉郁顿挫。
诗写朋友相会，却由“人生不相见”的慨叹发端，因而转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时，便格外见出内心的激动。但下面并不因为相会便抒写喜悦之情，而是接以“少壮能几时”至“惊呼热中肠”四句，感情又趋向沉郁。诗的中间部分，酒宴的款待，冲淡了世事茫茫的凄惋，带给诗人幸福的微醺，但劝酒的语辞却是“主称会面难”，又带来离乱的感慨。诗以“人生不相见”开篇，以“世事两茫茫”结尾，前后一片苍茫，把一夕的温馨之感，置于苍凉的感情基调上。这些，正是诗的内在沉郁的表现。如果把这首诗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对照，就可以发现，二者同样表现故人淳朴而深厚的友情，但由于不同的时代气氛，诗人的感受和文字风格都很不相同，孟浩然心情平静而愉悦，连文字风格都是淡淡的。而杜甫则是悲喜交集，内心蕴积着深深的感情波澜，因之，反映在文字上尽管自然浑朴，而仍极顿挫之致。
昭君即王昭君，是汉元帝时宫女。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汉元帝将昭君嫁给了单于。昭君出嫁匈奴的故事引起后人的无限感慨，屡有歌咏其命运的诗歌。至沈约时，昭君出塞已经成了诗歌中的传统题材了，所以此诗就题材与表达的内容情感而言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但在剪裁与刻画技巧方面颇具匠心，仍显出与众不同之处。作者写昭君诗却不把注意力放在昭君出塞前后的一系列具体事件的叙述上，对于昭君出塞的缘由、过程以及出嫁匈奴后的生活和最终结局并不涉及，而是着重描写她离开汉宫前往匈奴途中的所见所感，从这样的角度写，更显得集中、精致。
诗从昭君辞别故国、北上与匈奴成亲写起。“披香殿”是汉代后宫殿名，“汾阴河”似指汾水，在今山西省境内。昭君北上时是否渡过汾水难以确知，作者此处用“汾阴河”与前句中的“披香殿”对举，意在暗示昭君已远离中原故土，进入北方边远之地，地域的转换表示行程渐远，风物已变，全诗描写的离愁别恨也从此引出。接着的四句，便转入对昭君痛苦情状的描绘。“于兹”二句说离宫北上，渡过汾水，离匈奴渐近了，不由得黯然魂逝，自此双眉紧锁，愁苦满怀。“沾妆”二句是对昭君忧伤容貌的描绘，沾在粉妆上的泪珠犹如浓重的露水，泪水环绕眼睑状似流波。大多数齐梁诗人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描写刻画精致细腻，不厌其详，以此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沈约这四句诗便是如此，然而这类精细的刻画有时也会因过于繁复而使诗歌显得板滞堆砌，缺乏生动流转之美，沈约这四句诗虽然工丽，但语义已略嫌重复，好在并未继续铺陈下去，故未使诗歌风格平弱、结构臃肿。
“日见”句起四句诗写了沿途的景象。随着行程日远，大漠中奔沙时起，随风飘转的蓬草也随之增多。塞外凛冽的寒风，不仅侵透了身上的绮罗，而且刺入肌骨。四句诗展现了大漠苍凉萧瑟的景象，奔沙、胡风的肆虐，使人倍觉长途跋涉的艰辛，飘转迁移的蓬草，更衬出昭君远离故土、飘零异域的无限哀怨。作者此处用“日见”、“稍觉”，将由汉入胡时沿途所见景物的渐变及其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刻画得很委婉细致，奔沙、转蓬等也很好地烘托了气氛。
行行日已远，触目又皆是与故国迥异的景象，昭君更思念故国了。“衔涕”二句写她含泪南望，然而关山阻隔，故国杳渺，心中的哀怨之情更难以抑制，这里用一“试”字，颇为传神，既写出昭君频频回首引领眺望的神情，又显示了关山无极，南望非易，从而愁绪愈浓。“始作”二句写她试图用音乐排遣胸中的怨情，然而终于不能。据说汉武帝时，将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昭君时大约也如此，故沈约诗中有此二句。“阳春”、“苦寒”均为乐曲名，“阳春”原是楚国的古曲，此处泛指欢乐的曲子，“苦寒歌”即汉乐府《苦寒行》，这里泛指辞调哀苦的乐曲。“阳春曲”与“苦寒歌”相对，且分别用“始”、“终”二字，别有深意，实际上这两句还以乐曲为象征，总括了昭君初始入选宫中，最终事与愿违，未承恩宠而出嫁匈奴的悲剧性的一生，揭示了昭君命运的蹇踬。最后二句言南归无望，日后唯有每月十五日的夜晚，明月又圆之时，聊以望月来寄托思乡之情。这里的“暂”字用得也极讲究，思乡之情无以排遣，只得寄托于夜空中团圆的明月，这本已是无可奈何中仅存的一丝慰藉，然而这明月却并非夜夜都圆，则此情之最终不可排遣也就不难体会了。末二句委婉含蓄，富于思致，所谓“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此诗除了剪裁上颇有特色，字句的锻炼也极工巧外，还有一个特点不容忽视，即讲究声律。沈约是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他主张在诗歌中运用声律法则，因此，此诗有半数诗句为律句，尤其是第三、四、五、六句，就每一联而言，已合于律诗的平仄要求了，只是联与联之间尚未考虑粘接。有意识地追求声律协调是齐梁诗坛上出现的新气象，沈约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唐代律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此诗便是他声律理论在创作中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一例，因此，欣赏此诗，不能不注意到这点。
这两首诗与杜牧《赠别》主题相同，即和心爱的姑娘分别时的离别之作，但写法各别。离亭指分别时所在之地，亭即驿站。赋得某某，是古人诗题中的习惯用语，即为某物或某事而作诗之意。诗人在即将分别的驿站之中，写诗来咏叹折柳送别这一由来已久但仍然吸引人的风俗，以表达惜别之情。
第一首起句写双方当时的心绪。彼此相爱，却活生生地拆散了，当然感到无聊，但又势在必别，无可奈何，所以只好暂时凭借杯酒，以驱散离愁别绪。次句写行者对居者的安慰：“既然事已至此，不能挽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所希望于你的，就是好好保重身体。你本来已是眉愁腰细的了，哪里还再经得起损伤？”这句先作一反跌，使得情绪放松一下，正是为了下半首把它更紧张起来。第三句是一句惊心动魄的话。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比分别更令人痛苦。这句话是判断，是议论，然而又是沉痛的抒情。第四句紧承第三句，针对第二句。既然如此，即使春风有情，不能因为爱惜长长的柳条，而不让那些满怀着“人世死前惟有别”的痛苦的人们去尽量攀折。这一句的“惜”字，与第二句的“损”字互相呼照。因为愁眉细腰，既是正面形容这位姑娘，又与杨柳双关，以柳叶比美女之眉，柳身比美女之腰，乃是古典诗歌中的传统比喻。莫损也有莫折之意在内。
第二首四句一气直下，又与前首写法不同。前半描写杨柳风姿可爱，无论在烟雾之中，还是在夕阳之下，都是千枝万缕，依依有情。而杨柳既如此多情，它就不会只管送走行人，而不管迎来归客。送行诚可悲，而迎归则可喜。因此，就又回到上一首的“莫损愁眉与细腰”那句双关语。就人来说，去了，还是可能回来的，不必过于伤感以至于损了愁眉与细腰；就柳来说，既然管送人，也就得管迎人，不必将它一齐折掉。折掉一半，送人离去；留下一半，迎人归来，则为更好。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诗人共写了《陇西行四首》，此处赏析第二首。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征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