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此曲一开始就将镜头由远及近，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斜暮江景图画。此曲前四句写秋江晚景，描绘眼前的情境；中间四句叙事，追忆分别时之场景；末三句用鼎足对细写分别的情形，表现别离思情。全曲感情笃厚，韵致曲折，写景明洁洗练，风格清丽婉美，雅而不俗。
开始“晚天长，秋水苍”一句，既有远景——广阔的天空，也有近景——苍茫的江水。接着“山腰落日，雁背斜阳”，这是中景，夕阳西下，落至半山腰上，斜阳落在低翔的大雁的背上。前四句两两对仗，仅点列天、水、山、日诸物，却将秋江黄昏的风神鲜明地呈现出来。江天寥廓，落日衔山，为人物开展思想活动预设了富于抒情性的外部环境。
接下来作者由景生情：“璧月词，朱唇唱，犹记当年兰舟上”，很自然地由眼前的“秋江”之景过渡到了“忆别”的思绪。这里既添出了江上的佳人，她唱的又是有关男女之情的艳歌，自然激起了作者对分别的女友的怀念和忆想。“犹记当年兰舟上”一句巧妙地化用李清照的《一剪梅》中“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词句。同样是在萧飒的秋天分手“独上兰舟”，而曲中的女友却抑制不住感情。“洒西风，泪湿罗裳”，伴着飒飒的西风和哀怨的曲子，相别恋人，不住满心伤感的恋人双双潸然泪下，浸透衣衫。
最后，作者用排比手法，即用一组鼎足对来细绘恋人分手时的情景：“钗分凤凰，杯斟鹦鹉，人拆鸳鸯。”凤凰钗，一分为二，斟满鹦鹉杯相互践行，作者和恋人终于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恩爱情侣不得不天各一方。“凤凰”“鹦鹉”“鸳鸯”都是鸟类，并且在自然界都是以成双成对的形式出现的，当然在这里各自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是元散曲在对仗中常用的修辞手法。这种手法，更是渲染了一种伤感凄凉的氛围，读来令人哀婉、叹息。
作者在回忆中追叙离别的场面，那“璧月词，朱唇唱”和“洒西风，泪湿罗裳”的实景，“杯斟鹦鹉，人拆鸳鸯”的落空心境，虚虚实实，都深深刻在诗人的脑海，而结尾处表达的明明相爱的恋人却被迫分开的无奈与怨恨之情，更是感人至深。小令以回忆写离别，另辟蹊径，视角新颖独特；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令人读后遐想翩翩，回味无穷；且全文多处化词入曲，以写词的手法作曲，风格婉约雅致，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