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词。全词以女主人的口气道出,不作雕饰,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这首词由八句组成,其中有六句使用了比喻。首句“郎如陌上尘”,次句“妾似堤边絮”,并非各以一物为喻,而是互文见意,言妾亦如陌上尘,郎亦如堤边絮。尘与絮悠扬飘荡,无辙可循。尘与尘相遇,絮与絮相逢,聚乃偶然,散亦无法觅其踪迹。把两个人遇合方式的特点,通过尘与絮的“相见两悠扬,踪迹无寻处”体现出来,喻义明确,词篇的表现力因此加强,引人入胜。
在上阕中,一、二句各自设比,三、四句补叙所比的内容,作为比喻,四句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从措意的过程分析,其间的条理十分清晰。此外,最后两句向对方提出“过了别离时,还解相思否”的疑问,这又同上半阕的别时情绪遥相呼应。通过这种呼应,一方面表达了女主人公对情郎的无限忠贞,另一方面又对男方的爱情表示了担心和疑虑。这种“救首救尾”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篇结构更加谨严,而且揭示主题方面,显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阕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也是用比喻,不过是暗喻而已。此句“泪”、“雨”并见,以连绵的秋雨喻不断洒落的泪珠,取喻显明,亦足动人。至于“酒面扑春风”,字面本于杜甫《咏怀古迹》诗“画图省识春风面”,而谓女子酒后,脸上绯红,有似春风扑人。像“酒面扑春风”这类比喻,本来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就不甚显著,作者不仅不把相似点说出,反而用叙述式的句子,似乎只在实写两种相关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要想真正理解词人的真实意图,就非得下一番推敲的功夫不可。这种比喻,修辞学上称为“曲喻”,古人称之为“不似之似”或“象外句”。“酒面春风”似乎是即写酒又写风,其实是借春风比酒后脸的情态。
在结构安排上,该词表现为一个严密的有机体,段落层次十分清晰、显明。词篇写别时情景,自然以描写告别场面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两句为中心,上半阕为别时的感慨,末二句设想别后的情事,篇幅虽不长,却容下了别情离绪的各个方面。
全诗六章,章十二句,为整齐的四言体,每章内容各有重点,按人物的活动依次叙述,脉络连贯,层次清楚。
首章从大禹开通九州,韩城有大道直通京师起笔,表明北方本属王朝疆域。通过周王亲自宣布册命和册命的内容,说明受封的韩侯应担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及周王所寄予的重大期望;任务和期望的根本之点,是作为王朝的屏障安定北方。
第二章叙述韩侯觐见和周王给予赏赐,而这一切都依据礼法进行。呈介圭为贽表明韩侯的合法地位,周王的赏赐表示韩侯受到的优宠。周代以“礼”治国,“礼”就是法律和制度,按制度,周代贵族服饰车乘的质料、颜色、图案、式样、大小规格都有规定,不能僭越。周王赏赐的交龙日月图案的黑龙袍、红色木底高靴、特定规格的精美车辆,都是诸侯方伯使用的。由周王赏赐,类似后世的“授衔”和公布享受何种等级的待遇,它表明受赐者地位、权利的提高:年轻的韩侯一跃而为蒙受周王优宠、肩负重任的荣显人物。
第三章叙述韩侯离京时由朝廷卿士饯行的盛况。出行祖祭是礼制,大臣衔命出京,例由朝廷派卿士在郊外饯行,这也是礼制。祖祭后出行,祭礼用清酒,所以饯行也“清酒百壶”,这仍是礼制。一切依礼制进行,又极尽宴席之丰盛。这些描写继续反映韩侯政治地位的重要及其享受的尊荣。
第四章叙述韩侯迎亲。这一章铺陈女方高贵的出身家世和富贵繁华的迎亲场面,烘托出热烈的喜庆气氛,再现了贵族婚礼的铺张场景和风习,也表现了主人公的荣贵显耀。
第五章重点叙述韩国土地富庶,河流湖泊密布,盛产水产品和珍贵毛皮。这些叙述从蹶父选婿引起,以韩姞满意作结,虽然叙述重点转移,却与上章紧紧钩连,不显突兀,收过渡自然之妙。
第六章叙述韩侯归国,成为北方诸侯方伯,建韩城,施行政,统治百国,作王朝屏障,并贡献朝廷,与首章册命遥相呼应。
全诗的主题是颂扬韩侯,颂扬他接受王国重要政治使命,肩负作为王国屏障安定北方的重任,表现周王的优宠和倚重,公卿对他的尊慕和礼敬,诗中渲染的他的富贵荣华以及他的权威,都与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没有他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篇歌颂接受国家重任的大臣的颂歌。其中,饯宴、迎亲的场景描写,是诗中的插部,用以烘托主人公的高贵荣显,并使全诗波澜迭兴,有张有弛,有明有暗,有庄有雅。相映成趣。
此诗颂美一个荣显的诸侯,却没有溢美之辞,而只是叙述事实,铺陈事物,或正面描述,或侧面烘托,落笔庄重大方,不涉谄谀,也不作空泛议论,这在颂诗中是特出的。
全诗六章,各章重点突出,但前后钩连,结成一体;内容相对集中,而前后照应,首尾呼应,无割裂枝蔓之累,其结构亦可资借鉴。
此诗的语言风格也变化多姿。首章叙述周王册命,其语言如《尚书》用语般典重古奥;第二章叙述周王赏赐,铺陈华丽,以见恩宠之隆;第三章以下间用叠词、口语,描写有声有色,写得生动活泼。一诗之中,语言风格三易,即俗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查旧版《辞海》“乌纱”条,谓“古官帽名”,并引《晋书·舆服志》及《唐书·舆服志》作为佐证。说是“古官帽名”,当然无误;但读了此条,失之太简,仍不能使人明白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其实,乌纱帽早先并非官帽。如果望文生义,以为李白既然戴了乌纱帽,一定是做了官了,其实不然,乌纱帽在唐代与“白接 ”一样,是一种日常便帽。因此,李白此诗所写,只是隐处期间的一件小事;并进而论曰:“宋元时代,尚未见将官帽称为‘乌纱帽’,而明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则屡见不鲜。”(“乌纱帽”小考,《学林漫录》六集)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此诗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戴乌纱帽犹胜白头巾、儿子言辞很相宜的生活情趣图,诗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表达出诗人生活细节、小有情致的隐居生活。
此诗以画面清晰胜,浓墨淡彩,人、物、情浑然一体,透露了诗人脱却山人服、试戴乌纱帽时的喜悦心情,与《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心情相合,据诗意,此诗略在前,《南陵别儿童入京》诗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