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了大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问题。通过桐叶封弟的典故,作者批评了君主随便的一句玩笑话,臣子也要绝对服从的荒唐现象,主张不要盲从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在封建时代,发表这样的观点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
“桐叶封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典故。在“君权神授”的谬论横行的时代,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的言行被绝对化了。“天子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口头禅就是绝好的说明。作者在本文中虽然批评的是周公,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其主旨是说明对君主的一言一行要从实际效果上来观察,而不应盲从。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绍了“桐叶封弟”的史料。然后斩钉截铁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吾意不然。”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封”或“不当封”,而不在于这是谁的意图。最后提出了周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辅佐成王。全文丝丝入扣,有破有立,立论明确,读后令人为之叹服。特别是结尾的“或曰”一句,使全文的论证留有余地,更是耐人寻味。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这首诗首句点明作者与朋友喝酒的地点与环境;次句以反复手法渲染开怀畅饮的场面;三句运用陶渊明的典故,写自己喝醉请对方自便;末句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此诗表现了一种随心所欲、恣情纵饮、不拘礼节的人生态度,展现出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超凡脱俗的艺术形象。全诗在语言上词气飞扬,体现出歌行的风格。
李白饮酒诗特多兴会淋漓之作。此诗开篇就写当筵情景。“山中”,对李白来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盛开的“山花”更增添了环境的幽美,而且眼前不是“独酌无相亲”,而是“两人对酌”,对酌者又是意气相投的“幽人”(隐居的高士)。此情此境,事事称心如意,于是乎“一杯一杯复一杯”地开怀畅饮了。次句接连重复三次“一杯”,采用词语的重复,不但极写饮酒之多,而且极写快意之至。读者仿佛看到那痛饮狂歌的情景,听到“将进酒,杯莫停”(《将进酒》)那样兴高采烈的劝酒的声音。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由于贪杯,诗人李白的朋友喝得大醉,就告诉李白“我已经喝醉,想要睡了,你回去吧!明天你若还觉得有意的话,就请顺便抱只琴来!”“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典故出自晋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宋书》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把没有琴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醉了就和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醉欲眠卿且去,几乎用陶潜的原话,表现出一种天真超脱的风度。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独特的所在。盛唐时期,绝句已经格律化。而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却不迁就声音格律,语言上又有飞扬的气魄,有古代歌行的风格。
诗的艺术表现也有独特之处。盛唐绝句已经律化,且多含蓄不露、回环婉曲之作,与古诗歌行全然不同。而此诗却不就声律,又词气飞扬,一开始就有一往无前不可羁勒之势,纯是歌行作风。惟其如此,才将那种极快意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与通常的绝句不同,但它又不违乎绝句艺术的法则,即虽豪放却非一味发露,仍有波澜,有曲折,或者说直中有曲意。诗前二句极写痛饮之际,三句忽然一转说到醉。从两人对酌到请卿自便,是诗情的一顿宕;在遣“卿且去”之际,末句又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又是一顿宕。如此便造成擒纵之致,所以能于写真率的举止谈吐中,将一种深情曲曲表达出来,自然有味。此诗直在全写眼前景口头语,曲在内含的情意和心思,既有信口而出、率然天真的妙处,又不一泻无余,故能令人玩味,令人神远。
此诗的语言特点,在口语化的同时不失其为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隽永有味。如“我醉欲眠卿且去”二句明白如话,却是化用一个故实。《宋书·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此诗第三句几乎用陶潜的原话,正表现出一种真率脱略的风度。而四句的“抱琴来”,也不是着意于声乐的享受,而重在“抚弄以寄其意”、以尽其兴,这从其出典可以会出。
该诗是杜甫往牛头山拜访鹤林禅师后,下山回望的记述。
“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林。”诗人拜见禅师后,感觉到禅机深奥高妙,犹如上山来的山经,盘旋曲折,穿云绕雾,难见真面目。描写牛头寺的景色,表示诗人对禅居生活及心境的向往。
“春色浮天外,天河宿殿阴。”待诗人更上一层楼,顿觉所要寻者,原来睹面就是。浮动在远山上的春景、晚上的银河,无一不是。在这里,衲子们不舍夜昼,布道传灯,向往那黄金敷地的琉璃世界。至此,诗人法喜充满,禅悦遍布。
“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诗人接着感叹传播佛法并不容易,但禅师仍然慈悲传法。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理解到此,诗人对佛法与鹤林禅师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但也不执着于此,所以说“回看不住心”。是啊,如此清修净境,诗人很向往之。诗人年纪也大了,不适合再作狂吟之事了,是该收收心,静心下来好好修心养性了。其实,收住自己的妄心而安住清凉界也会更加自在。
杜甫写有禅诗数十首,中多论禅礼佛之句。从此可看出杜甫于佛法确有所得,领会《金刚经》“应无所往,而生其心”的义理。从他的一生虽困苦不堪,但始终“哀而不伤”的中庸境界来看,诗人的确是从佛法中得到了利益,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心系禅悦的心迹。
此诗三章,全以采摘某种植物起兴。这是上古时期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采摘植物与性有着某种神秘的或是象征性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为何能牵系在一起或如何发生瓜葛,这与原始交感巫术有关,在此不作详论。但若从现代美学角度来看,以采摘植物起兴爱情等题材,在审美上和爱情上倒也有一定的同构同形关系,因为炽热的情欲与绿意葱茏的草木都可给人带来勃然的欣悦。所以,以“采唐”“采麦”“采葑”起兴,在含蓄中有深情,形象中有蕴意。
“兴”以下的正文中,主人公完全沉浸在了狂欢后的甜蜜回忆里。除每章改换所欢爱者外,三章竟然完全相同,反覆咏唱在“桑中”、“上宫”里的销魂时刻以及相送淇水的缠绵,写来又直露无碍,如数家珍。似乎以与多位情人幽会为荣乐,表现了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其句式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尤其每章句末的四个“矣”字,俨然是品咂、回忆狂欢之情时的感叹口吻。近人或认为孟姜、孟弋、孟庸当是一人,若如此,似不合《诗经》中运用复沓的家法。《诗经》中用复沓虽只更换个别词汇,但无论更换的是动词、名词,诗意上多有所递进或拓展,比较典型的如《周南·芣苢》中的“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一字之差,却记叙了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若此诗中三姓实指一人,一者整首诗三章全为重复,不免过于臃肿拖沓,毫无意味;二者也与“群婚性的男女欢会”的诗意不合。
此诗若依自古以来的“用诗”体例,抛开其隐含的本意,作为一首热烈活泼的情歌来看,也无不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自言自语,反复咏唱,每章的前半段只换了两三个字,采集对象换了,地点变换了,美女的姓氏换了,而后半段一字不易。无论是等待、幽会还是送别分手的地方,都没有变换。主人公完全沉浸于自己和美女约会的美好回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