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纪游词。词的上片写景，有暮春景、船中景、船外景，统融成一幅官宦人家的闲情逸趣图景；下片着重叙述好客的主人史云麓以及宴饮情景。词写夜游宴饮。既因有“洛花”同行可大增游兴，又因乘“画舫”划行于溪水之上而倍增画意诗情。境界自是不俗。此词写得明快流利。

　　上阙的发端“听风听雨”一韵，化用皮日休、吴融诗之意，言春天风雨之后，百花凋零，此时正是牡丹盛开之际。“乍倚玉阑”一韵，化用李白《清平调》，罗隐《牡丹》诗意，以杨贵妃美姿比拟牡丹花，一个“乍”字，突出其含苞未放。“剪夭艳”言其美艳之形乃是造化剪裁，一个“旋”字，与“乍”字呼应，均强调花蕾初放，时间短暂，形美色艳。“携醉靥”一韵，以贵妃的美面比拟牡丹，故牡丹花有名“杨妃醉酒”者，此韵扣题“载洛花”三字。“放溯溪游缆”二韵，言画舫逆溪而游，水波荡漾，波光粼粼，风景优美。“映烛花黯淡”一韵，扣题“宴客”二字，写云麓先生在画舫内宴客的情况，“烛花”暗示画舫宴客时间在晚上，“映烛花黯淡”以烛光黯淡反衬牡丹花的光华耀眼。

　　下阙不变，继写牡丹花的美艳，“碎霞澄水”一句，用晚霞灿烂映照在清澄的水面上来比拟牡丹花的色彩斑斓明丽，“吴宫初试菱鉴”此句化用辛弃疾《念奴娇·赋白牡丹》：“对花何似？吴宫初教，翠围红阵。”以吴宫宫女之美貌比拟牡丹花繁盛簇拥，纷中有整的形态。“菱鉴”言似锦繁花映照在如镜的水面上。“旧情顿减，孤负深杯滟”此笔锋一转，写自己对牡丹花的感想，这真是空际转身。前面极力描绘牡丹花之美艳多姿，此处却突然“情顿减”“负深杯”，其情突然急骤下转。此词以如此笔法，言自己对牡丹之情突然减弱，辜负了主人斟酒满杯以赏花的深情，这其中含蓄地表达了对国事的隐忧。“衣露天香染”三韵，又掉转笔锋写同游的人们，依旧沉醉在牡丹花中，衣服尽染牡丹香，通宵达旦地饮酒，不关心时间的早晚。

　　此词大幅描绘牡丹花美艳异常，多处化用典故，包括李白、白居易、皮日休、吴融、罗隐、辛弃疾等语典，并以杨贵妃比拟牡丹花，词风浓艳密丽。后空际转身，写自己对牡丹花的感想，寄托了对国事的隐忧，这与吴文英词中的《解语花·梅花》：“冷云荒翠，幽栖久，无语暗中春怨。”《丁香结·秋日海棠》：“娇羞艳色，自伤时背”一样，均有寄托之思。这正如李庆甲所言：“用比兴手法和苍凉的音调，隐晦曲折地写出了对宋室沦亡的哀伤之情。”（《词综·前言》）俞平伯亦言：“吴文英……他们每通过典故词藻的掩饰，曲折地传达眷怀家国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比之‘花间’词为深刻，也比北宋词有较大的进展。”（《唐宋词选释·前言》）

　　这首词表现的是南宋江湖词客的矛盾心态。他们是一群处于才与不才，仕与不仕之间的所谓的名流。在他们的性格中，有浪漫恬淡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舍对功名、爱情等的渴望，这一切使他们经常会处于焦虑、惆怅之中。本词便是他们无奈的轻叹低语。

　　“摘青梅荐酒，甚残寒，犹怯苎萝衣。”孤山多梅，故有“摘青梅”之说，同时梅也是隐士自比之物。“青梅荐酒”，既言生活的俭朴，又别有一种风味，但后面的犹怯、残寒，又传达出其并不闲适自得。

　　“正柳腴花瘦，绿云冉冉，红雪霏霏。隔屋秦筝依约，谁品春词？”这几句写景如画，色彩绚丽迷人，充满着红尘的欢乐和喧嚣。

　　“回首繁华梦，流水斜晖。”此二句写眼前的见闻，唤醒了词人记忆深处的繁华旧梦。

　　“寄隐孤山之下，但一瓢饮水，深掩苔菲。羡青山有思，白鹤忘机。”这几句写词人性格中恬淡隐退的一面。“苔扉”化用唐刘禹锡《陋室铭》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以及叶绍翁《游园不值》中“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的意蕴，极写隐居处的清幽和主人的高雅。“孤山”、“白鹤”显然是参照隐居孤山、终生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林和靖来说的，他是宋代隐士的楷模，其故事则被传为佳话。

　　“怅年华、不禁搔首，又天涯、弹泪送春归。销魂远，千山啼鴂，十里荼麋。”这几句又转而抒发心中的惆怅焦虑，这几句抒发词人的伤春之情。啼鴂是送春之鸟，荼麋是殿春之花，词人送春，更是在送走自己的一切青春和追求。他终非真正的隐士，简陋的生活方式、平淡的生活内容，常常使他觉得自己在虚耗青春，并因人生愿望得不到实现而心有不甘。这也正是其思想中矛盾的一面。

　　全词既有孤高的情怀，又充满着对红尘的向往，更有深深的悲愁无奈，这三者交织在一起，把南宋江湖词客的复杂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艺术上，全词婉约而深沉，十分动人。

　　前片写隐居者的举止行为，后片写隐居者的心灵世界；前片逐层衔接而下：因摘青梅佐酒而赏花，却见绿叶如云冉冉，飘动，红花如同飞雪纷纷凋谢，沉思静想中又隐约听到邻里歌妓唱词弹筝，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繁华旧梦：后片的抒情全从上片饮酒、观花，听琴中来。他羡慕青山白鹤，惆怅年华消逝，弹泪送春，销魂仁立……末三句中，啼鴂是送春之鸟．荼麋是殿春之花，词人送春，象征着送走了自己的一切青春和追求。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