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在描绘具体形象时着墨不多，却起到了重要的点染作用。
“黄金错刀白玉装”一句，描绘宝刀外观之美。黄金装饰的刀身，白玉镶嵌的刀柄，金玉相映，华美无比。“夜穿窗扉出光芒”一句，描绘宝刀内质之佳。它在黑夜中光芒四射，竟可穿透窗户，确实不凡。这两句，从诗歌意脉上说，是托物起兴，通过对宝刀的描绘和赞美，自然引出下面的提刀人形象。而从内在意蕴上说，又对提刀人的身份和志趣起着一种映衬作用，实质暗示了宝刀无用武之地，英雄无报国之门。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这里有三层意思：“提刀独立”写提刀人的动作，显出其急欲上阵杀敌；“顾八荒”写提刀人的神态，既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惆怅，更顾盼自雄的豪迈气概；“丈夫五十功未立”则慷慨直陈，向天浩叹，更显出了提刀人的胸怀大志。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写终南山顶山石嶙峋、白雪耀眼，虽只是略施点染，但雪光与刀光相辉映，却为爱国志士之“一片丹心”大大增色，最终还是突出了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凛然不可屈服的形象。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诗人在诗的最后发出了“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时代最强音。引用战国时“楚虽三戾，亡秦必楚”的楚车民谣作比，用反诘句表明：汉族人民定有英雄人物能赶走女真统治者收复中原。楚民谣虽仅八字，但深刻说明民心不会死、民力可回天这一道理。陆游虽生活于国力衰微偏安江左的南宋，但基于对民心、民力的正确认识，在述志时他坚信中国有人，定能完成北伐事业，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歌行体诗往往转韵，此诗在用韵上是四句一转，与诗人情感表达的流泻起伏变化相适应，读起来抑扬顿挫。
陆游生活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南宋国势衰微，恢复大业屡屡受挫，抗金志士切齿扼腕。陆游年轻时就立下了报国志向，但无由请缨。他在年将五十时获得供职抗金前线的机会，亲自投身到火热的军旅生活中去，大大激发了心中蓄积已久的报国热忱。于是他借金错刀来述怀言志，抒发了誓死抗金、“中国”必胜的壮烈情怀。这种光鉴日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体现，永远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起的巨大力量。
这是一首托物寄兴之作，在结构上具有由物及人、层层拓展的特点。全诗分三层意思：
第一层从开头到“提刀独立顾八荒”，从赋咏金错刀入手，引出提刀人渴望杀敌立功的形象。
第二层从“京华结交尽奇士”到“一片丹心报天子”，从提刀人推扩到“奇士”群体形象，抒发其共同的报国丹心。
第三层从“尔来从军天汉滨”到结束，联系眼前从军经历，揭明全诗题旨，表达了“中国”必胜的豪情壮志。
“丈夫五十功未立”，这里的“丈夫”，是一个爱国壮士的形象。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段话有助于理解“丈夫”的涵义。诗句中所说的“功”，不能仅仅理解为陆游个人的功名，而是指恢复祖国河山的抗金大业。“一片丹心报天子”一句，似乎有忠君色彩，但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天子”与国家社稷难以分开，“报天子”即是报效国家，其积极意义仍应肯定。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意即怀抱报国丹心的并非只有自己，当时朝廷中已经形成一个爱国志士群体。隆兴初年，朝中抗战派势力抬头，老将张浚重被起用，准备北伐，陆游也受到张浚的推许。这些爱国志士义结生死，同仇敌忾，是抗金复国的中流砥柱。
最后两句却变化了句式，先用叹词“呜呼”提唱，末句则用一气赶下的九字反诘句，读起来显得铿锵有力，仿佛掷地有金石之声。
这首诗题为“金错刀行”，但并不是一首咏物诗，它不以铺陈描绘宝刀为宗旨，而只不过是借宝刀来述怀抱、言志向。因此，诗中多议论和直抒胸臆的句子，以气势、骨力来感染读者、激励读者。诗中无论是“丈夫五十功未立”的喟叹，还是“意气相期共生死；的表白，无论是“一片丹心报天子”的誓词，还是“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宣告，无不是以诗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必胜的自信心为底蕴，因此决非粗豪叫嚣之作可比，读来大声鞺鞳，气势夺人。长于议论，同时又富于充沛的感情，是此诗艺术上成功的首要原因。
序文主要叙述作者与其友属在石鱼湖上饮酒的事及作者对此事的感受。该诗反映了封建士大夫以酒为戏，借饮取乐的生活情趣。诗的末句说：“酌饮四坐以散愁。”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在诗中表现哪一句是在写愁，以及字里行间有什么愁，所以“散愁”一句是无病呻吟。该诗以酒为戏，借饮取乐，抒写了作者的情趣是真的，说作者及其四坐有愁而举杯消愁却是假的。从内容看，该诗无可取之处。
该诗为七言诗，但它的句型与语气，实取之于民歌，既显得顺口，又使人易记。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