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回忆青少年时期在京城的任侠生活。“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是对这段生活的总括。以下分两层来写:“肝胆洞,……矜豪纵”是一层,着重写少年武士们性格的“侠”。他们意气相投,肝胆相照,三言两语,即成生死之交;他们正义在胸,在邪恶面前,敢于裂眦耸发,无所畏惧;他们重义轻财,一洞千金;他们推崇勇敢,以豪侠纵气为尚。这些都从道德品质、作人准则上刻划了一班少年武士的精神面貌。由于选取了典型细节:“立谈中,死生同。一洞千金重”等,写得有声有色,并不空泛。“轻盖拥,……狡穴空”是又一层,侧重描写少年武士们日常行为上的“雄”。他们驾轻车,骑骏马,呼朋唤友,活跃在京城内外。斗城:汉代长安按南斗,北斗形状建造,故名;此指北宋东京。他们随时豪饮于酒肆,且酒量极大,如长虹吸海。“春色”此处指酒。有时,他们又携带弓箭,“呼鹰嗾犬”,到郊外射猎,各种野兽的巢穴顿时搜捕一空。武艺高强,更衬托出他们的雄壮豪健。这两层互相映衬,写品行的“侠”寓含着行为的“雄”,而写行为的“雄”时又体现了性情的“侠”,非自身经历难写得如此真切传神。笔法上极尽铺叙,如数家珍,接着仅用“乐匆匆”三字即轻轻收束上片,贺铸不愧大手笔。
下片开头“似黄粱梦”过渡自然。既承接了上片对过去的回忆,又把思绪从过去拉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过去的生活虽快乐,然过于匆匆,如梦一样短暂。离开京城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是中年,自己的境况又不如意。长期担任相当汉代冗从的低微官职,为了生存,孤舟飘泊,只有明月相伴。岁月倥偬,却像落入囚笼的雄鹰,一筹莫展。每天只能做些案头打杂的粗活,其保家卫国的壮志,建立奇功的才能完全被埋没了。而且像这样郁郁不得志的下层武官并非词人一个,“鹖弁如云众”。这就找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指责了浪费人才、重文轻武的北宋当权者。“笳鼓动,渔阳弄”,点明宋朝正面临边关危机。“思悲翁”,一语双关;既是汉代有关战事的乐曲名,又是词人自称。四十岁不到,他却感到自己老了,一个“思”字,写尽了对自己被迫半生虚度、寸功未立的感慨。当年交结豪杰、志薄云天的少年武士,如今锐气已销磨许多,然而也成熟许多。其内心深处仍蕴藏着报国壮志,连身上的佩剑也在西风中发出怒吼。然而,在一派主和的政治环境中,他“请长缨,系取天骄种”的心愿只能落空。不是“不请”,而是“不能请”,或“请而不用”。于是词人只有满怀悲愤,恨恨地登山临水,将忧思寄于琴弦,把壮志托付给远去的鸿雁。词人的万千感慨都寄托在这有声的琴韵和无声的目光之中了,其哀、其愤非常幽深。因为这是一个忧国忧民、报国无门的志士的无奈与悲愤,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此词塑造的游侠壮士形象,在唐诗中屡见不鲜,但在宋词中则是前所未有的。此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思欲报国而请缨无路的“奇男子”形象,是宋词中最早出现的真正称得上抨击投降派、歌颂杀敌将士的爱国诗篇,起到了上继苏词、下启南宋爱国词的过渡作用。
全词风格苍凉悲壮,叙事、议论、抒情结合紧密,笔力雄健劲拔,神采飞扬,而且格律谨严,句短韵密,激越的声情在跳荡的旋律中得到体现,两者臻于完美的统一。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召公在治西方的时候,治理得当,人民和睦。等到他去世了,人们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不忍心破坏,后人便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伐倒是不行的,折断枝叶也不可,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