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无题诗写一位深锁幽闺的女子追求爱情而幻灭的绝望之情。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描绘环境气氛:飒飒东风,飘来蒙蒙细雨;芙蓉塘外,传来阵阵轻雷。
既隐隐传达了生命萌动的春天气息,又带有一些凄迷黯淡的色调,烘托出女主人公春心萌动和难以名状的迷惘苦闷。东风细雨,容易令人联想起“梦雨”的典故;芙蓉塘即莲塘,在南朝乐府和唐人诗作中,常常代指男女相悦传情之地;“轻雷”则又暗用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这一系列与爱情密切相关的词语,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纪昀说:“起二句妙有远神,可以意会。”所谓“远神,是指这种富于暗示性的诗歌语言所构筑的渺远的艺术意境,一种难以言传的朦胧美。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写女子居处的幽寂。
金蟾是一种蟾状香炉;“锁”指香炉的鼻钮,可以开启放入香料;玉虎,是用玉石装饰的虎状辘轳,“丝”指井索。室内户外,所见者惟闭锁的香炉,汲井的辘轳,它们衬托出女子幽处孤寂的情景和长日无聊、深锁春光的惆怅。香炉和辘轳,在诗词中也常和男女欢爱联系在一起,它们同时又是牵动女主人公相思之情的东西,这从两句分别用“香”、“丝”谐音“相”、“思”可以见出。总之,这一联兼用赋、比,既表现女主人公深闭幽闺的孤寞,又暗示她内心时时被牵动的情丝。
“贾氏窥帘韩掾少”使用贾充女与韩寿的爱情故事。
见《世说新语》载:晋韩寿貌美,大臣贾充辟他为掾(僚属)。一次充女在帘后窥见韩寿,私相慕悦,遂私通。女以皇帝赐充之西域异香赠寿。被充所发觉,遂以女妻寿。对句“宓妃留枕魏王才”使用甄后与曹植的爱情故事。见《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说:魏东阿王曹植曾求娶甄氏为妃,曹操却将她许给曹丕。甄后被谗死后,曹丕将她的遗物玉带金镂枕送给曹植。曹植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见甄后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曹丕),今与君王。”曹植感其事作《感甄赋》,后明帝改名《洛神赋》(句中“宓妃”即洛神,代指甄后)。由上联的“烧香”引出贾氏窥帘,赠香韩掾;由“牵丝(思)”引出甄后留枕,情思不断,藕断丝连。这两个爱情故事,尽管结局有幸有不幸,但在女主人公的意念中,无论是贾氏窥帘,爱韩寿之少俊,还是甄后情深,慕曹植之才华,都反映出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愿望之强烈,奔放。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突然转折,向往美好爱情的心愿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因为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灰烬。
这是深锁幽闺、渴望爱情的女主人公相思无望的痛苦呼喊。热情转化成幻灭的悲哀和强烈的激愤。以“春心”喻爱情的向往,是平常的比喻;但把“春心”与“花争发”联系起来,不仅赋予“春心”以美好的形象,而且显示了它的自然合理性。“相思”本是抽象的概念,诗人由香销成灰联想出“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奇句,化抽象为具象,用强烈对照的方式显示了美好事物之毁灭,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李商隐写得最好的爱情诗,几乎全是写失意的爱情。而这种失意的爱情中又常常融入自己的某些身世之感。在相思成灰的爱情感慨中也可窥见他仕途失意的不幸遭际。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旅途中所感受到的愁情。诗的前两句以远视角度写京口的地势,视野开阔,境界壮丽;三四句写江口吹起大风,涌起如山白浪,愁杀了想要渡江的人们。全诗四句,都写得平易质直,明白如话,有襄阳民歌风味。
诗是由题中之“望”而展开的,首二句以工整的对仗形式,写出孟浩然站在扬子津眺望南岸京口的地势。主要是从京口的北固、夷山二山来进行描述。北固山在镇江之北约一里,由于诗人是在江北南望京口,故以“临”字写出二者关系。而夷山在镇江以东约九里,诗人隔江相望,只隐约可见,故想象其绵延至海滨,以“近”字点刷山之态势,颇具动态感与延伸感,给人以艺术的联想。而那个方向又是诗人将去的处所,从中透露出他的几分企盼之情。二句中涉及到与京口有关的三个地名,且其中山名有二,然并不觉冗赘,显得十分自然贴切。二句以山为对象,展现了京口的粗略地理位置。
以上两句主要写远望之山,紧接一句,则写近望之江。随视线的移动,目光投视在大江之上,只见江风阵阵,白浪滚滚,显出一种奔涌气势。此句与前二句形成动、静对比,于动中将波翻浪卷、风声水声,分别触发人的视、听感觉,产生能影响人的官能感受的强烈效果。所以,最后一句之始,便以“愁”字作为一种心理回应,作为由听、视觉转换到感觉的审美活动的结果,表现出诗人见此物象而生发的特定心境,自然地由景入情。这里的“愁”,并非一般的乡愁、思愁、游子之愁,而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蕴。诗人久隐山林,年届四十始应试,结果不第而归,充满了难觅知音、厌倦京洛、意欲归隐的复杂感怀。这个“愁”字,除乡愁之外,还隐隐含藏着一种失意之愁。那浩浩,长河,滔滔江流,是诗人行程中的险途。同时,也可能又暗喻那使诗人“愁杀”的仕途上的阻隔。“渡头人”展现了忧郁愁苦的诗人自我形象,在结构上,又形成掉领全诗的特殊格局。
全诗以题中之“望”作为基点,写了望中之景与望中之愁。其中,诗脉的条理和情感的逻辑十分清晰。以“望”起,望山(静态)、望江(动态),由此引起“愁",从主体对客体的审视中,展示诗人心绪。情景弥合无间,意境悠远深厚,语言平实清淳。
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
根据《全唐诗》,第一首诗又题作“咏柳少府山瘿木樽”。在诗中,李白对一个小木酒杯就说了那么多事。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李白的风趣与幽默,也足见李白的诗歌才华。“外与金罍并,中涵玉醴虚”两句中的“并”字与“虚”字用得极好,是这首诗的诗眼。
第二首诗说,这酒樽是臃肿的寒山木镂空做成的。只因为其量不够大,所以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在山中人家派上用场。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李白认为自己不能被重用的原因是没有能够容纳难容之事的度量。李白太高洁了,他容不得杨国忠之流的骄横跋扈,所以被排挤出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