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阆州”是说明“地名”，当时阆中人已在被唐玄宗赐为“仙穴山”的灵山祭祖祭神，用大量的白花、白幡挂放于满山、满坡、满树枝，映衬得此山一片片白色而象征“灵山白”。“城东”“城北”，是在介绍相关的地理位置；“灵山、玉台”，是专指具体的地方；“白、碧”，是在以景喻事。这两句叙述了阆中当地的清明祭祀活动之事。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两句是针对第一联从现实性出发所记载的阆中当地清明节祭祖活动之盛况。“松浮欲尽”，是指松枝在摇动中“想”把本不属于松树的什么东西摇开。可能把一些由唐代阆中人在清明节有人先挂在松树上的白花（诗中喻为白云）、挂在松树上的青纱（诗中喻为乌云）摇散、摇落，但又有后来人在清明时节陆续再在树枝上挂上白花或青纱，让阆中的灵山与玉台山的松树上在这段时间内，能较长期存在着可拟为白云或乌云的白花和青纱，故而能“不尽云”。接着以唱叹的语气写出江面的盛况。唐代阆州盛大持久的祭祖、祭天、祭神、祭亡灵的活动，因不少仪式是官民共同参与，来自陆路与水路的敬拜者络绎不绝：在山祭山神，在水祭水神，在庙祭祖宗，在宇祭上天；这一因船只在江面涌动、陆上又有吹打弹唱而震得岩体欲崩的群体性民俗活动，能震撼目击者的心灵。
第三联上句“那知根无鬼神会”中“根”与“鬼神”均与清明节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与《杜臆》所释“阆中山多仙圣游迹”相符合。下句“已觉气与嵩华敌”的诗意不是在讲阆山的山势能与嵩山和华山的高度相似而可“敌”，而仍然是描写阆山清明祭祖活动的空前盛况与磅礴气势。上句中“那知根”正好与下句“已觉气”成为一问一答的对应；而“无鬼神会”和“与嵩华敌”的描写，也是对应式的自问自答。这就是杜甫以《阆山歌》来记叙阆中清明祭祖盛况之诗歌中所表现来的睿智。
最后，“中原格斗且未归”是表达诗人在参加阆中清明节的祭祖活动中，仍不忘记国家的大事。杜甫一直关注着国家大事，即使他在参加阆中的清明祭祖活动以及写其《阆山歌》之际，仍在牵挂着不稳定的中原局势。此时身在阆州，耳闻目睹阆中人民爱祖爱国的民俗与热情，诗人表明自己也要与阆中人民同忧同思同作同为——“应结茅斋著青壁”。这个结句有几层大意：第一，在叙述与感叹中认为自己不能只是一个清明活动的记录者，也同时应当以行动来表示爱祖爱国；能在自己所居茅屋的墙壁著上表示哀愁的青纱，也是一番衷肠的诉说。第二，诗人从阆中清明祭祀活动中所领会“爱祖爱国民俗”的画境，和他要求一首诗所应达到“篇终接混茫”的诗境是近似的、相通的。第三，篇首的“灵山白”与篇末的“著青壁”，一“白”一“青”，又呈现出“白花与青纱”的对仗。这般前呼后应的诗歌结构，强烈地显现出《阆山歌》写作于清明时节的祭祀文化的风格。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就创作的速度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高产期。这首《阆山歌》专咏阆山之胜，它与《阆水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词，历代统治者为夺取巩固政权，据固设险，炫耀武力是其护身的重要法宝。此词针锋相对，大胆提出要“铲平斥堠”，希望政治清明，让百姓安居乐业，主题可谓新颖进步。
发端三句点明潼关的地理形胜。陕西省东边的潼关，是我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上河南省三门峡市和陕西省西安市之间的一个车站，这是新潼关。老潼关在它的背面，更靠近黄河。词咏的是老潼关。潼关地势险要，西薄华山，南临商岭，北瞰黄河，东接桃林。词作为文学作品，不能象地志一样讲求实际，它需要运用想象、夸张等手法，注重形象。“太华垂旒，黄河喷雪”，潼关周围两大天险形胜，一静一动。静者庄严肃穆，有帝王气象；动者鬐张雷吼，如黄龙震怒。两两相对相形，把佛山与黄河写得极其生动传神。垂旒，原指帝王皇冠前后悬挂的成串珍珠宝玉。这里比喻高耸入云，气象森严的西岳华山，既新鲜又贴切。“咸阳百二重城”，用典。秦者咸阳，后世称“咸秦”。《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苏林注：“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一》“其重险则有潼关”条引杜佑《通典》曰：“其地上跻高隅，俯视洪流，历崤函而潼津，数百里间，盘纡峻极，实为天险。所谓秦得百二者，此也。”都说明潼关一带，是强秦天险。这里借“咸秦”之典，说明潼关历来是关中的屏障，兵家必争之地。以上三句形象生动，气势雄浑，富于表现力和概括力。可谓潼关的大全景。接着二句写潼关本身：“危楼千尺，刁头静无声。”前一句用夸张手法写人工构造的潼关之高大险固，与上天然形胜可谓相辅相成。“刁头”句写登关时氛围。刁斗是古代军中炊具，夜间用于敲更警众。这句暗示此地驻有重兵，只是现在“静无声”而已。城堡高筑，重兵守御，点出统治阶级的良苦用心。下文交待在危楼上登眺所见景象是：“落重红旗半卷，秋风急，牧马悲鸣。”给出登临的时间和季节，也描绘出一幅萧瑟凄劲的秋风牧马图。关前的有声有色，与关上的“静无声”，对照成趣，同时让人悟到关上寂静的原因。清军八旗，擅长骑战，守关劲旅当以骑兵为主，从“红旗”、“牧马”这些颇带军事色彩的描写中，可以想见那广袤田野里放牧的马群，或许正是大批守关将士的战骑呢。
综观上述所写，作者选景极有斟酌，着眼于表达主题的需要，为后文的跌宕和抒慨铺路架桥。
歇拍三句，总束上片登临，渐入感慨。一个“闲”字有两重意思，就抽暇游观来说，登临确是“闲”的；但就其借此抒发长期蕴积在胸中的感触而言，一点也不“闲”，措词甚妙。“兴亡满眼”，概括了潼关地区无数历史盛宴，隐隐与下片咏史相呼应。而特特拈出“衰草汉诸陵”，更是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咸阳城东有汉代五帝陵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潼关上无法望见五陵，这是作者出于主题需要的想象之词。汉代都长安，号称强盛，潼关是其惨淡经营和凭借的重镇。但这个强大帝国有没有立下万世不败之基呢？没有。同“咸秦”一样。它也没有逃脱覆亡的劫运。汉尚且如此，自郐而下当然更不必说了，举一可以反三。汉帝陵墓上衰草离离，这幅充满感慨的形象画面，有很多耐人寻思的象外之意，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否定潼关天险的一笔，文情至此一转，跌入下片借史抒情。
过片五句咏安禄山攻破潼关，惊破唐玄宗美梦的史实。统治者总是崇拜武力，迷信险关。东汉初，隗嚣的将领王元说：“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东观汉记》）意思是有函谷关的天险，只要用一粒泥丸子就能封闭关隘，轻易地拒阻住敌人的进攻。这里“泥丸封未得”是典故的反用，指潼关失守。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反于范阳，当时有渔阳等六郡依附他。天宝十五载，潼关陷落，安禄山直进长安。风流天子唐明皇此时正在骊山华清宫，与杨贵妃一起浴温泉，赏歌舞，尽情享乐。及至闻说军情紧急，这才仓促出逃，避入四川。不久作为西京的长安（东京为洛阳）也陷落了，烽火台上再也不可能发平安信号到西京。词中“渔阳鼙鼓，响入华清”两句，用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春寒赐浴华清池”诗意。这五句以铁一样的史实紧扣潼关，写得如走珠滚丸，一气直下，表现了唐王朝由鼎盛而急遽衰落的过程，而且点明了衰落的原因是政治腐败所致。对上片潼关之险，这是一个讽刺嘲弄的大跌宕；对以下的议论寄慨，这又是一个坚实基础。文心极为绵密。
“自古王公设险，终难恃，带砺之形。”这是承上顺理成章推断出来的历史结论。“自古”也者，历史上以长安地区为首都，以潼关为咽喉的最强大国家，如秦、汉、唐，无一例外地覆灭之谓也。演绎推理，上升到哲学高度，十分精警。后一句又反用了一个典故。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时，立下誓言说：“使河如带，泰山若厉（通砺，磨刀石），国以永守， 爰及苗裔。”这里却说“终难恃”，不啻是对妄图以“设险”永保国祚绵长的王公贵族的当头棒喝。它虽是历史龟鉴，却又明显有针砭现实之意。险不可恃，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高潮还在后面。
煞尾三句如异峰突起，形象地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它比前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思想更深入，更石破天惊。“斥堠”，指遍布在各军事要塞的前哨侦察所。从全部军事机器的构成与作用来说，潼关也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斥堠”，作者这里要铲平的，主要是指潼关。当大大小小的斥堠被铲平后，土地不再被军事设施所分割和占用，人民也不必再去戍守争战，那时就能在如掌一样平坦的田地上辛勤耕耘，安居乐业了。作者设想中的这幅政治清明的春耕图，比上片的秋风牧马图当然要舒心快意得多。但是很渺茫，“何年月”，就透露出这种可望不可即的悲凉。
这实际上是一首政论词，它所表达的思想比贾谊《过秦论》更深邃，这是此词最光彩夺目之处。诚如王炜《珂雪词序》所评：“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于风格之雄浑苍茫，结构之跌宕严谨，典故的出新反用等等，那倒还在其次。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