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游》是杜甫重游修觉寺时的作品。由于心态的不同，旧地重游往往会有绝异的感受，在《游修觉寺》中，杜甫客愁重重，在《后游》中，杜甫却又客愁全减。诗人带着游修觉寺的回忆跨过可爱的小桥再次登山访古刹。在诗人看来，壮丽秀美的山川好像等着诗人或游客去登临纵目，斗艳作姿的花柳无私地盼望着诗人或游客去领略欣赏。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寺和桥都是曾游之地，诗人再游时对桥和寺都更生爱怜之情。这两句采取倒装句式，将宾语的“寺”和“桥”提到谓语动词“忆”与“怜”前，突出游览的处所，将对景物的深厚感情和盘托出，点出后游在感情上的深进。
头两句从写诗人对“寺”、“桥”有情，“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两句则转入写此地山水草木也都对诗人有情，正是人有意，物有情。这两句诗是很有含蕴的，它透露了诗人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弦外之音是大自然是有情的、无私的，而人世间却是无情的、偏私的。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诗人在概叙了江山花柳之情后，又具体描绘晨景和晚景两幅画面。这两句表明了时间的推移，诗人从早到暮在此，可见流连之久，又从侧面说明了景色之美。
全诗以感慨作结：“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表面看来好像这仍是赞美此处风景绝佳，其实，这正是诗人心中有愁难解，强作豁达之语。杜甫流落西南山水间，中原未定，干戈不止，山河破碎，民生多艰，满腔愁愤，无由排解，只好终日徜徉于山水之间，所以减愁两字是以喜写悲，益增其哀。
这首诗写得表面豁达，实则沉郁，只是以顿挫委曲之态来表现这样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更为感人的效果。此诗采用散文句式，而极为平顺自然。这一种创新，对后世尤其是宋代诗人的影响颇大。
此诗是岑参边塞诗的代表作，作于他第二次出塞时期。此时，他很受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的器重，他的大多数边塞诗成于这一时期。
此诗描写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抒写塞外送别、雪中送客之情，表现离愁和乡思，却充满奇思异想，并不令人感到伤感。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理想和壮逸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全诗内涵丰富宽广，色彩瑰丽浪漫，气势浑然磅礴，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即万即梨花开”等诗句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全诗以一天雪景的变化为线索，记叙送别归京使臣的过程，文思开阔，结构缜密。共分三个部分。
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描写早晨起来看到的奇丽雪景和感受到的突如其来的奇寒。挂在枝头的积雪，在诗人的眼中变成了一夜盛开的梨花，和美丽的春天一起到来。前面四句主要写景色的奇丽。“即”、“忽如”等词形象、准确地表现了早晨起来突然看到雪景时的情形。经过一夜，大地银装素裹，焕然一新。接着视线从帐外逐渐转入帐内。飞雪进入珠帘，打湿了军帐。诗人选取居住、睡眠、穿衣、拉弓等日常活动来表现寒冷，如同选取早晨观雪表现奇异一样是很恰当的。虽然天气寒冷，但将士却毫无怨言。而且“不得控”，天气寒冷也会训练，还在拉弓练兵。表面写寒冷，实际是用冷来反衬将士内心的热，更表现出将士们乐观激昂的战斗情绪。通过人的感受写严寒，手法又具体真切，不流于抽象概念。诗人对奇寒津津乐道，使人不觉其苦，反觉冷得新鲜，寒得有趣。这又是诗人“好奇”个性的表现。
中间两句为第二部分，描写白天雪景的雄伟壮阔和饯别宴会的盛况。“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用浪漫夸张的手法，气势磅礴地勾出瑰奇壮丽的沙塞雪景，反衬下文的欢乐场面，体现将士们歌舞的积极意义。“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并列三种乐器而不写音乐本身，颇似笨拙，但仍能间接传达一种急管繁弦的场面，以及“总是关山旧别情”的意味。在主帅的中军摆开筵席，倾其所有地搬来各种乐器，且歌且舞，开怀畅饮，这宴会一直持续到暮色来临。第一部分内在的热情，在这里迸发倾泄出来，达到了欢乐的顶点。
最后三句为第三部分，写傍晚送别友人踏上归途。“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归客在暮色中迎着纷飞的大雪步出帐幕，冻结在空中的鲜艳旗帜，在白雪中显得绚丽。旗帜在寒风中毫不动摇、威武不屈的形象是将士的象征。这两句一动一静，相互映衬，画面生动，色彩鲜明。“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尽管依依不舍，毕竟是分手的时候了。“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用平淡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将士们对战友的真挚感情，字字传神，含蓄隽永。这一部分描写了对友人惜别之情。
这首诗，以奇丽多变的雪景，纵横矫健的笔力，开阖自如的结构，抑扬顿挫的韵律，准确、鲜明、生动地制造出奇中有丽、丽中有奇的美好意境，不仅写得声色宜，张弛有致，而且刚柔相间，急缓相济，是一首不可多得的边塞佳作。全诗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抒发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和因友人返京而产生的惆怅之情。
此诗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一连使用了三个典故。“借箸”，用张良的故事。不仅用来代“筹划”一词，而且含有将元载比作张良的意思，从而表明诗人对他的推重。“衣冠就东市”，是用晁错的故事。意在说明元载的主张和遭遇与晁错颇为相似，暗示元载留心边事，有经营的策略。杜牧用晁错来作比较，表现出对晁错的推重和惋惜。“忽遗弓剑”采用黄帝乘龙升仙的传说，借指宪宗之死，并暗指宪宗喜好神仙，求长生之术。这里，诗人对宪宗被宦官所杀采取了委婉的说法，流露出对他猝然逝世的叹惋。以上全用叙述，不着议论，但诗人对河湟迟迟不能收复的感慨却溢于言表。
后四句用强烈的对照描写，表达了诗人鲜明的爱憎。河湟百姓尽管身着异族服装，“牧羊驱马”，处境十分艰难屈辱，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征服，白发丹心，永为汉臣。至于统治者，诗人不用直接描写的手法，而是抓住那些富贵闲人陶醉于原先从河湟传入京城的轻歌曼舞这样一个细节，便将他们的醉生梦死之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的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用典故影射时事。元载、宪宗、张良、晁错、苏武等皆已作古，而其故事各具内涵。二是转折和对比。前四句在意思上即为两组转折，突出壮志难酬的历史遗憾；后四句是将白发丹心的汉臣与沉迷歌舞的“闲人”对比，这里的“闲人”又与前四句中有安边之志的元载、宪宗形成对比。全诗寄寓了很深的讽刺含义。
这首诗的前四句叙元载、宪宗事，采用分承的方法，第三句承首句，第四句承次句。这样写不仅加强了慨叹的语气，而且显得跌宕有致。第三联正面写河湟百姓的浩然正气。“虽”和“尽”两个虚字用得极好，一抑一扬，笔势拗峭劲健。最后一联却又不直抒胸臆，而是将满腔抑郁不平之气故意以旷达幽默的语气表达出来，不仅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而且使全诗显得抑扬顿挫，余味无穷。这首诗，写得劲健而不枯直，阔大而显深沉，正如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所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宋人评其诗豪而艳，宕而丽，于律诗中特寓拗峭，以矫时弊。”这首《河湟》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艺术特色。
此诗仅仅八句，就概括地速写了一位游子思乡的形象，和他欲归不得的迫切心情，栩栩如生。这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此诗善用设问与夸张。在卫与宋国之间，横亘着壮阔无涯的黄河，此诗之开篇即从对黄河的奇特设问发端——“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发源于“昆仑”的万里大河，在古人心目中本是“上应天汉”的壮浪奇川。当它从天泻落，如雷奔行，直闯中原大地之际，更有“览百川之弘壮”、“纷鸿踊而腾鹜”之势。对这样一条大河，发出否定式的“谁谓河广”之问，简直无知得可笑。但是，诗中的主人公非但不以此问为忤，而且断然作出了傲视旷古的回答：“一苇杭之！”他竟要驾着一支苇筏，就将这横无际涯的大河飞越——想像之大胆，因了“一苇”之夸张，而具有了石破天惊之力。
凡有奇特夸张之处，必有超乎寻常的强烈情感为之凭借。诗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面对黄河会断然生发“一苇杭之”的奇想，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此刻正升腾着无可按抑的归国之情。接着的“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正以急不可耐的思乡奇情，推涌出又一石破天惊的奇思。为滔滔黄河横隔的遥远宋国，居然在踮脚企颈中即可“望”见（那根本不可能），可见主人公的归国之心，已急切得再无任何障碍所可阻隔。强烈的思情，既然以超乎寻常的想像力，缩小了卫、宋之间的客观空间距离；则眼前的小小黄河，则可以靠一苇之筏超越。
所以当诗之第二章，竟又以“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夸张复叠时，便不会再令人感到吃惊或可笑，反倒觉得这“奇迹”出现得完全合乎情理。强烈的感情不仅催发了作诗者的奇思，也催发了读诗者一起去大胆想像：夸张之荒谬已被情感之认同所消解，现实已在奇情、奇思中“变形”。此刻出现在你眼中的主人公形象，当然已不再是隔绝在黄河这边徙倚的身影，而早以“一苇”越过“曾不容刀”的大河，化作在所牵念的家里欣然“朝食”的笑颜了。
以突兀而来的发问，和奇特夸张的答语构成全诗，来抒泻客旅之人不可遏制的思乡奇情，是《卫风·河广》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否定式的发问，问得如一泻汪洋的黄河怒浪之逆折；石破天惊的夸张，应答得如砥柱中流的峰峦之耸峙。其间所激荡排奡着的，便是人类所共有的最深切的思乡之情，它不能不令千古读者为之而动容。
诗人不但运用设问与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而且还以排比、迭章的形式来歌唱。通过这样反复问答的节奏，就把宋国不远、家乡易达而又思归不得的内心苦闷倾诉出来了。这首诗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好像现在的顺口溜民歌一样，通俗易懂。但它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宋国既然“近而易达”，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去呢？这当然有其客观环境的阻力存在，不过这是诗人难言之隐，诗中没有明说罢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是会引人产生各种猜想和回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