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 ，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欣，真切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所谓“适俗韵”无非是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通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场后，执意离开，对官场黑暗的不满和绝望。为全诗定下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尘网：尘世的罗网。“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他从开始作江州祭酒，到辞去彭泽县令，前后一共十三年。所以“一去三十年”是“一去十三年”的夸词。这两句是说，自己不得已出去做官，一去就是十三年。
起首四句，先说个性与既往人生道路的冲突。“适俗韵”无非是指逢迎世俗、周旋应酬、钻营取巧的那种情态、那种本领吧，这是诗人从来就未曾学会的东西。作为一个真诚率直的人，其本性与淳朴的乡村、宁静的自然，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爱丘山”。前两句表现了作者清高孤傲、与世不合的性格，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又是一个伏笔，它是诗人进入官场却终于辞官归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生常不得已，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选择；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书，欲在社会中寻求成功的知识分子，也必须进入社会的权力组织；便是为了供养家小、维持较舒适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奔波于官场。回头想起来，那是误入歧途，误入了束缚人性而又肮脏无聊的世俗之网。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羁鸟：被束缚的鸟。池鱼：水池里养的鱼。故渊：指鱼儿原先生活的水潭。这两句是说，关在笼中的鸟儿依恋居住过的山林，养在池中的鱼儿思念生活过的深潭。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际：间。拙：笨拙。自谦之词，与世俗的机巧相对而言。这两句是说，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
这四句是两种生活之间的过渡，前两句集中描写做官时的心情，从上文转接下来，语气顺畅，毫无阻隔。因为连用两个相似的比喻，又是对仗的句式，便强化了厌倦旧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绪；再从这里转接下文，就显得自然妥帖，丝毫不着痕迹了。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是简笔的勾勒，以此显出主人生活的简朴。但虽无雕梁画栋之堂皇宏丽，却有榆树柳树的绿荫笼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竞艳于堂前，素淡与绚丽交掩成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暧暧，是模糊不清的样子，村落相隔很远，所以显得模糊，就像国画家画远景时，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几笔水墨一样。依依，形容炊烟轻柔而缓慢地向上飘升。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致，给人以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扰。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一下子将这幅美好的田园画活起来了。这二句套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而稍加变化。但诗人绝无用典炫博的意思，不过是信手拈来。他不写虫吟鸟唱，却写了极为平常的鸡鸣狗吠，因为这鸡犬之声相闻，才最富有农村环境的特征，和整个画面也最为和谐统一。隐隐之中，是否也渗透了《老子》所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观念，那也难说。单从诗境本身来看，这二笔是不可缺少的。它恰当地表现出农村的生活气息，又丝毫不破坏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没有喧嚣和烦躁之感。以此比较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那种为人传诵的所谓“以动写静”的笔法，未免太强调、太吃力。
这八句是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像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的情趣。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尘杂是指尘俗杂事，虚室就是静室。既是做官，总不免有许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许多无聊应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摆脱了，在虚静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闲。不过，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这悠闲，而在于从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又是指顺适本性、无所扭曲的生活。这两句再次同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相呼应，同时又是点题之笔，揭示出《归园田居》的主旨。但这一呼应与点题，丝毫不觉勉强。全诗从对官场生活的强烈厌倦，写到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样的结尾，既是用笔精细，又是顺理成章。
这首诗最突出的是写景———描写园田风光运用白描手法远近景相交，有声有色；其次，诗中多处运用对偶句，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对比手法的运用，将“尘网”“樊笼”与“园田居”对比，从而突出诗人对官场的厌恶、对自然的热爱；再有语言明白清新，几如白话，质朴无华。这首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开头三句从自然景物写起，春风里桃花开放，燕子飞翔，依然如旧似相识，好象它们没有经历过人世的沧桑，然而竟逼出“春景都别’’一句。原来除了这燕子、桃花依然无恙之外，一切都变了，在诗人的眼里，所有春景都有别于昔日，这对于诗人来前是一种痛楚的发现。在这里，桃花、燕子，只不过是一个陪衬，它好比一幅画上的一点亮色，把画面上的大片暗色从反面更加衬托出来了。
“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前。”词人连用两个典故，不仅表示“重来”之意，同时还暗寓人世变迁，恍如隔世之感，所以紧接着一句便是“往事何堪前"。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家事、国事，事事前来都使人伤心、痛心，因而又只用“何堪前”三字了之，真是欲前还休，欲吐又吞，其内心的沉痛已不难想见。
“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词人再用一个典故，将世事变迁之意更探前一步。龙归剑杳的故事从宝剑的沉埋、出世、化龙的经历和变化，折射出人世间的沧桑变迁。词人子“近水残阳”的惆怅景色中引出龙归剑杏的故事，人间巨变的感慨油然而生，不禁想起在当前的这一巨变之中流尽的“英雄泪血”。这一句词概括了无数抗清英雄的可歌可泣事迹，也蕴含了词人无穷的故国之思。
“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一瞬抛撇”，转瞬之间昔日的“豪华’’便已丢失殆尽，世事变化得如此之快。这里面虽有家愁，但更多的是国恨，如此大好河山，给人留下的却是千古之恨。
“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道家谓天上有黄金阙、白玉京，为仙人或天帝所居处。以天界代指人间，它可以指帝京宫阙。前“只留明月’’，言外之意，昔日的繁华都已不复存在了。
“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秾李还消歇。”就像人世的繁华易逝一样，眼前的春色也转瞬便将消逝。且莫笑那“嫩于金色软于丝”的杨柳已经褪尽了嫩黄的金色，裱艳的桃李也寻将凋谢。这几句含有比兴意味的词句起着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天上瞬息变幻的流云，空中飘荡不定的柳絮，世事、人生是如此相似。而这流云般消逝的世事，飞絮般无定的人生都将一并付予哀猿，在它那断续凄异的鸣声中发出悲咽的哀音。
“西山在、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此时似乎一切都已消失，只有那熟识的西山兀自矗立在那里，善解人意似地与人相伴。据《拙政园诗余叙》所述，作者“侨居都城西”时，常“闲登亭右小邱望西山，云物殊态”，后来经历“频年兵燹”“毋论海滨故第化为荒烟断草，诸所游历，皆沧桑不可问矣”。可知这“西山”在作者生活里非同寻常。但现在词人眼里，西山的容貌也非昔日的“云物殊态”，而是“愁容惨黛”，好像它也在和词人一起发出“凄切”的感情，一起叹“当年富贵已东流，金瓯缺。”
诗的序言部分写李清照到丈夫赵明诚任知州的莱州探望。但却被赵明诚冷落一旁，而且夫妇俩平生爱好金石之物，在赵明诚的官邸中却一样也没看到。可以想像李清照心中的不满和失落。李清照无聊到随手翻案头上的《礼韵》，以翻到的字为韵，来作诗，而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诞生的。
诗的开头两句首先描绘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寒窗败几、空无所有，从写生活环境中反映出诗人心境。而且用典袁术走投无路，身无一物来比喻丈夫所处的环境。虽然明写赵明诚物质上的缺失，但实写赵明诚在精神层次上的缺失。
接着转入议论，对酒与钱这类世人皆为之吸引的东西，表示了轻蔑。在李清照的眼中赵明诚应酬就一个字“俗”，所以李清照说这是喜生事，也就是惹事非。
后四句绝非赋闲之篇，李清照写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闭门谢客、凝香佳思、偶得佳句、人生知己。李清照把自己的情操、品格、皆融于诗中。在这首诗中她不仅仅是调侃自己的丈夫，也是展现她自己追求的生活情趣。
其实，赵明诚虽处仕宦，其风雅素心不曾稍减。有知淄州时所书《白居易<楞严经>跋》为证、赵明诚不以“州守”为重，而以“有素心之馨”为得；复从其夫妇“相对展玩，狂喜不支”的情景尤可想其为人，实为李清照的要求甚高。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