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
文章开篇点出主旨,即天下学问中夜间航船时的闲聊“最难对付”,有的人是“两脚书橱”,却“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接着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最后以一段僧人与士子的故事结尾。文章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轻松诙谐。
文章开篇扣题而出,由于著作题目本身的奇异新颖,这一句仍给人以突兀之感。“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学问与“夜航船”本不搭界,超出了正常思路的妙想自然有一种抓住人的力量。“最难对付”,这是作者站在学人士子的角度说的。在夜航船中,白天可观览的景物已消失在夜幕中,唯一的消遣就是闲聊了。船上的乘客大都是村夫俗子、下里巴人,他们的“学问”,都是些口头相传、烂熟胸中的“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对于这样的“知识”,读书人就相形见绌了。当读书人显得反不如村夫俗子,被人“掩口笑之”,处境便会尴尬。作者家乡更有“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一样的人,如遇上他们,恐怕读书人更得汗颜了。于是,令人信服地相信开篇语并非危言耸听。当然,上述难对付的人并不会作学问,即便是“两脚书橱”,也“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这似乎给了读书人一线转机:不知那些姓名地理也无妨,实可不必与村夫俗子争高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之借问答形式自然一转,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将著作目的不经意道出,是张岱的高明之处。唯其不经意就愈发吸引读者加深了对“不可不记”的印象,撩起了阅读的兴趣。
在一问一答中,知识的有用与无用,舍弃什么应记什么的道理已经说透,但在解释中毕竟少了些情趣,于是乎作者最后又加了绝妙的一段,不仅在结构上与“夜航船”呼应,而且巧妙地把有用的知识不可不记的思想化解在这则诙谐风趣的故事里,令人在会心一笑中自然接受作者的主张。故事中提到的尧舜作为古史相传的圣明之君,几乎是古人读书开篇即遇的人物;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弟子,《论语》《史记》都提到过他,两书也是古人必读的典籍。不知道他们,这位士子已浅薄得可笑,可是他却不以为无知,反“高谈阔论”,强烈的反差更增添了喜剧成份,再看那位先是“畏慑”,“拳足而寝”,待察觉了趾高气扬的士子竟不如自己的僧人那“伸伸脚”的自信,便也就再也忍俊不禁了。至此,作者顺势把笔锋引向自己著作的命名,好像著书的意义仅仅在“勿使僧人伸脚”,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的轻松诙谐亦无吹嘘之意,但所留给读者的感受却是深刻的。显而易见,一段形象的故事,调节了整篇序言风趣幽默的文风,是张岱抓住读者取得成功的精彩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