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是张养浩晚年的代表作，也是元散曲中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名作。在他的散曲集《云庄乐府》中，以“山坡羊”曲牌写下的怀古之作有七题九首，其中尤以《潼关怀古》韵味最为沉郁，色彩最为浓重。此曲抚今追昔，由历代王朝的兴衰引到人民百姓的苦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封建统治与人民的对立，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思索和对人民的同情。
全曲分三层：第一层（头三句），写潼关雄伟险要的形势。张养浩途经潼关，看到的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景象。这层描写潼关壮景，生动形象。第一句写重重叠叠的峰峦，潼关在重重山峦包围之中，一“聚”字让读者眼前呈现出华山飞奔而来之势、群山攒立之状；因地势险要，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山本是静止的，“如聚”化静为动，一个“聚”字表现了峰峦的众多和动感。第二句写怒涛汹涌的黄河，潼关外黄河之水奔腾澎湃，一“怒”字让读者耳边回响千古不绝的滔滔水声。黄河水是无生命的，而“如怒”则赋予河水以人的情感和意志，一个“怒”字，写出了波涛的汹涌澎湃。“怒”字还把河水人格化，“怒”字注入了诗人吊古伤今而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为此景所动，第三句写潼关位于群山重重包围、黄河寒流其间那除隘之处。“山河表里潼关路”之感便油然而生，至此潼关之气势雄伟窥见一斑，如此险要之地，暗示潼关的险峻，乃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由此引发了下文的感慨。
第二层（四一七句）。“望西都”两句，描写了作者西望长安的无限感慨。长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唐大帝国的国都，历代有多少励精图治的帝皇，曾在此施展过宏图，建树过功业；也曾有过多少无道的昏君，在此滥施淫威，虐杀人民，成为历史的罪人。长安，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悲欢离合的戏剧；又有多少诗人，作家，写过多少有关长安的诗文。特别是人民群众，曾在长安这块土地上流过多少血汗！这就是作者“意踟蹰”的原因和内容吧！
“伤心秦汉”两句，描写了秦汉两代，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秦皇汉武曾苦心营造的无数殿堂楼阁，万千水榭庭台，而今都已灰飞烟灭，化为尘土。曾经盛极一时的秦汉王朝，在人民的怒吼声中，都已灭亡，犹如“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一样。这字里行间寄予了作者多少感慨。
第三层（末四句），总写作者沉痛的感慨：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它们兴盛也罢，败亡也罢，老百姓总是遭殃受苦。一个朝代兴起了，必定大兴土木，修建奢华的宫殿，从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朝代灭亡了，在战争中遭殃的也是人民。他指出历代王朝的兴或亡，带给百姓的都是灾祸和苦难。这是作者从历代帝王的兴亡史中概括出来的一个结论。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思想越来越显豁，感情越来越强烈，浑然形成一体。全曲景中藏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兴，百姓苦”两句，指出一个朝代的兴也好，亡也好，受苦的都是老百姓。作者从对历史的概括中提炼出的这一主题是极其鲜明而深刻的，提出的问题是十分重要而尖锐的。它表达了作者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封建统治者的无比愤慨。这一结尾，确实是千锤百炼，一字千钧，语气尖刻而警拔，予以丰富而深沉，是对全曲的一个十分精辟的总结。
《潼关怀古》中对历史的概括，显指元代现实生活：怀古实乃伤今，沉重实乃责任。这种复杂的感情要结合作家的生平经历才能理解。张养浩特殊的仕途经历，决定了他的怀古散曲中有一种参破功名富贵的思想，《骊山怀古》中写到“赢，都做了土；输，都做了土。” 《洛阳怀古》中写到“功，也不长；名，也不长。” 《北邙山怀古》中写到“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这些曲中张养浩把胜负之数、功名之分、生死之际，看成了毫无差别的，只是借古人古事述说富贵无常、人生如梦。只有《潼关怀古》以难得的沉重，以深邃的目光，揭示了封建社会里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写法上，作者采用的是层层深入的方式，由写景而怀古，再引发议论，将苍茫的景色、深沉的情感和精辞的议论三者完美结合，让这首小令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字里行间中充满着历史的沧桑感和时代感，既有怀古诗的特色，又有与众不同的沉郁风格。
从作品内容、作家其他怀古作品、同时期其他作家怀古作品三个层面上看，《山坡羊·潼关怀古》都表现为一份难得的沉重。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这首词创作于作者晚年，属悲秋之作。上片写景抒情，下片叙事议论。
上片写景抒情，将秋风拟人与人对话，写词人面对萧瑟秋景，衰容剧增。悲秋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历史悠久的传统主题，“霜风”就渲染出秋日的萧瑟氛围，奠定了全词悲凉哀怨的基调；尽管词人不愿意让人看出内心的痛苦，但“衰容”遮掩不住其因政治上的挫折而带来的郁结。接着以问句的形式写出词人有冤无处诉的忧郁愤激，“醉、病、慵”高度概括出了词人生活的无聊和苦闷，显示出对社会和人事的完全绝望。
下片叙事议论，写词人早上醒来，来得庭院，感叹时光易逝，来日无多，而当时处境，只能让他将世间万桩事付与千钟美酒，任凭酒花雪白，眼花缭乱，烛花火红。光阴似箭，强烈地表现出词作的感伤之情；酒醉、眼乱、烛红，充分写出了词人狂放不羁的醉态。
此词上下片采用对称结构，但时序上却有“昨夜”与“今朝”的先后承递关系。词中描述了两幅衰容，一是霜风昨夜入梧桐、今朝来庭下的萧瑟冷落；一是词人病后意慵懒、酒后眼花乱的潦倒颓放。
全词融悲自然之秋、悲生命之秋和悲心境之秋为一体，风格悲凉凄婉，情感沉郁缠绵，富有感染力。它硬语盘空，借秋日病愈，抒发了官场坎坷、世路沧桑的感叹，流露出风烛残年的悲伤。
作者一生多舛，几遭贬谪。这时，曾经骄傲的才子，回望一生漂泊，秋风中过往的淡然、坚定、洒脱似一一看穿。这时的他褪去了才子的傲然，伤得真切。全词悲切中又有作者一如既往的旷达，也表达了作者对坎坷一生的无谓态度，在伤感中放任心性的情感，哀而不伤。
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