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在记述春秋时代齐楚两国的这场外交斗争时,并不是用叙述语言来记述它的过程,而是把“出场”人物放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并通过他们各自的个性化语言和“交锋”方式,把这场外交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直到双方达成妥协,订立盟约。这样,即使我们明白了这场外交斗争的性质及其过程,又让我们看到了各具情貌的四位历史人物。楚国两位使者,特别是作为楚成王“特命全权代表”的屈完,沉稳冷静、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坚毅果敢、不为威武所屈的外交风范,机智灵敏、随机应对的外交智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作为政治家的管仲,他那熟悉历史、谙于事故、无理也能说出理来的外交才情,以及齐桓公那种虽然骄横霸道、软硬兼施,却也不失身份的霸主形象,也都让我们过目难忘。总公,阅读欣赏此文,不像是读史,倒像是看一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外交斗争话剧。
此文作为记叙外交斗争的一段史体散文,在语言的运用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双方出场人物,虽然使用的都是各具情貌的外交辞令,但并不觉得做作、生硬。而且,即使针锋相对,也不金刚怒目;即使咄咄逼人,也不疾言厉色。尤其是楚国两位使者的语言,更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此文有的选本题为《齐桓公伐楚》,怕远不如以《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为题好,因为此题虽然多了三个字,却较切合此文的中心内容。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题目确实是文章的眼睛和窗子。
这是一篇不同凡响的咏梅佳作。
上片咏梅、惜梅。前两句咏叹梅花的出类拔俗。它不同凡花,虽春未到却独自冲寒而开;它洁白似雪,但冰雪却不具备它那醉人的幽香。后两句惋惜梅花的孤独寂寞。它虽傲姿凌霜,暗香袭人,却独处僻乡,无人欣赏。
下片赞梅。把梅栽在“竹篱竹舍”也罢,把梅栽在“玉堂琼榭”也罢,它都不改初衷:“两地不同栽,一般开。”
此词不仅描绘了梅花的外貌,而且揭示了梅花的品格,并以此暗示了作者本人虽怀才不遇却不肯放弃操守而随波逐流的情怀。在写法上,尽管通篇无一“梅”字,却使人感到笔笔都在写梅;尽管笔笔都在写梅,却又使人处处都联想到作者。构思巧妙,富于比兴,堪称咏梅佳作。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