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重耳由于受骊姬的陷害，在晋献公在世时流亡国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无主，秦穆公派使者到重耳处吊唁，并试探他是否有乘机夺位的意思。重耳和子犯摸不清穆公的真实意图，怕授人话柄，于己不利，于是婉言表态，得到穆公倍加赞许。
问过舅舅才做决定、学舌舅舅的话：“父死之谓何？”都充分显示出政客的虚伪、善于表演的实质。“爱父”、“远利”之说完全就是欺世盗名之辞。这些话由劝人夺权的秦穆公嘴中说出，就更是刻画出工于权谋的政客众生像。
这首诗前两句很有《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自怜之意，后两句的春风一年一度的相惜，有传达出一种惆怅和无奈之感，但是还是有感谢之意在，或许花落花开不为春风，但是春风却依然牵挂。作者的惆怅自怜情怀显露无疑，孤芳难自赏，唯有春风来。诗句当中自然也有对春风的感激。
鉴赏这是一首集句诗，即集合前人诗句而成。集句体诗，始于汉魏间诗人应璩、傅咸，唐人称为“四体”， 至宋时盛行。王安石最为擅长，能因难见巧，信手拈来，顷刻而就。这首“梅花”绝句（《王文公文集》卷七九题作《送吴显道》），系截取唐宋四位诗人的诗句，经过巧妙组合，赋予新意，而又辞气相属，如出己手，无牵强凑合的痕迹。 “白玉堂前一树梅”，出自唐代诗人蒋维翰的《春女怨》，“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儿家门户寻常闭，春色因何入得来？”（《唐人万首绝句》卷十二）“为谁零落为谁开”乃是唐代诗人严惮《惜花》中的一句：“春光搏扔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
（同前卷三七）而“唯有春风最相惜”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和练秀才杨柳》中的诗句：“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唐人万首绝句》卷二五）最后一句“一年一度一归来”则出自宋初詹茂光妻的《寄远》：“锦江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宋诗记事》卷八九）诗中的梅花，既有“零落”又有“开”，表明了诗人对万事万物变化无常的感受，让读者在看到花木零落的同时，又欣赏到梅花迎春、春光明媚的景色。一年一度的冬去春来，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这首诗主要是借原诗句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晚年的王安石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世俗与入世的分别，体会解脱的自在，体会融入自然的恬静，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文中记叙作者与友人同游扫叶楼。全篇前半写景，后半议论。第一段记述作者囿于一隅之见，自以为江宁奇胜尽已览遍，第二段记述作者游扫叶楼所见所感，第三段引出议论，慨叹世俗舍近求远，“骛远而遗近”。文章写景笔墨清秀，层次明晰，山水江岛，烟村风帆，画面迭起，纷至沓来，令人心驰神往；议论乃有感而发，由此番游览，叹世俗之“骛远而遗近”，对人多有启发。
写景记游文章，开头多半是介绍所游名胜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的概况。管同的这篇《登扫叶楼记》却别具一格，先描写他归江宁后所游历的诸处名胜：或登石头城，游钟山，泛舟玄武湖；或在远离城南的芙蓉、天阙几座山峰上跳望远景，到燕子矶头俯看长江汹涌的奔流。游踪所至，几乎遍及城内城外。所以，他“以为江宁奇胜尽于是矣”，以至有人再遨登览时，竟“思舍是而他游”。文章至此，才笔锋一转，点出题景说：“而四望有扫叶楼，去吾家不一里”，却“乃未始一至焉。”
管同原以为江宁奇胜尽在钟山、玄武湖、燕子矶等地，而对离家不足一里的扫叶楼竟“未始一至”，一旦登上扫叶楼后，便不禁惊叹：“虽乡之所谓奇胜，何以加此！”"这一胜境的发现不仅打破了他的“差远流俗”之见，而且启迪他悟出了许多道理，一是由自己的“思舍是而他游”，却不知奇境就在身边，从而想到“骛远遗近”的世俗常情；二是由此想到自己的生平行事多不切实际，与此相类似，暗寓愧悔之意；三是由自己“骛远遗近”，却又因得益于王君而不误，暗喜所交益友的可贵。三点意思紧密相联，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此文在表现方法上，很有特色。全文三个部分先写所谓的江宁奇胜，烘云托月，引出扫叶楼；继从扫叶楼近观、远晓，写出江宁奇胜中的又一奇境，尺幅千里，历历如画；最后，由自己的“厌倦思欲远游”，几乎误失奇境的教训，抒发登楼之感怀，推己及人，由此及彼，世俗之情，生平之慨，治为一炉。全文的语言简洁清丽，工整中有变化。如“堆黄叠青”“曲旷瑰奇”，一状色，一写境，一实一虚，十分形象，再如“近接城市，远挹江岛；烟村云含，沙鸟风帆"四句，前后两两对偶，其中第三句暗承第一句，第四句暗承第二句，词句工整，而词意交互，造成错落而有致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