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这是一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仲春季节,南阳之西,一派大好春光。美时,美地,美景,在“春半南阳西”中,隐约而至。遍村柔桑,欣欣向荣。着一“过”字,境界全出。“柔桑过村坞”,在动态中,柔桑生长的姿态和鲜嫩的形状,活现在眼前,这就把春天的乡村,点缀得更美了。加之垂柳扶风,娉娉袅袅,春雨点点,回落塘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再看,那农家娉童,披着蓑衣,愉快地唱着歌;竹篱笆内,可窥见那穿着绛黄色裙子的农家女的倩影。行路征人,解松半湿的衣衫,在村里歇脚,村主人热情地用鸡黍招待客人。这首诗,首联、颔联是写村景,颈联、尾联是写村情。其景实,其情真,与诗题是呼应的。
《村行》的艺术特色,可用轻倩秀艳来总括。《李调元诗话》云:“杜娉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故学诗者不读小杜诗必不韵。”所谓轻倩秀艳,即轻盈巧倩,秀美艳丽。它好像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秋波流转,含情脉脉,秀而不媚,艳而不淫,风姿婀娜,楚楚动人。
轻倩秀艳,不仅显示在妇女形象和爱情生活的描写中,也表现在大自然的描绘中。除了《村行》以外,《汉江》、《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寄远》、《柳绝句》、《江南春绝句》等,均以轻倩秀艳见长,又各有其奇特风采。然而,它们与《村行》相比,却缺少那么一点点野趣与农村风味。《村行》一诗,在轻倩秀艳之中,显示出野逸、村朴、真挚、热情。诗人所描绘的柔桑、村坞、垂柳、塘雨、蓑衣、娉童、耕牛、篱笆、村女、主人、鸡黍等,都是美好的田园风光。
《村行》不是静止的田园画,而是运动着的风光图。从诗题中,就点出了“行”的特色。“行”,带动全篇,连风景也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在诗人笔下,春,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笼统地指正、二、三月,而是指农历二月中旬。这时,春天已过去一半,故曰“春半”。这个半字,虽本身不是动词,但诗人却赋予它以动作性,它显示出大好的仲春季节的来临。此外,在诗人笔下,柔桑处处,生机勃勃,但诗人在描绘它的长势时,不用满字,而用“过”字。这个“过”字,既写了柔桑的生长过程之快,又写了柔桑长势之茂盛及其涵盖面之大。此外,诗人笔下之柳,不是呈一种动势,而是呈多种动势。它不仅下垂,而且随风摇动,仿佛少女娉娉的腰肢一样,左右摆动。此外,作者所写的雨,不是大雨,而是点点细雨。“点点”,还呈现出落雨的动势。雨落水塘,溅起圆圆的水花,“回”字,与前面的“垂”字对照,“点点”与前面的“娉娉”对照,更加强了风景的动态美。如果说,前面两联是写风景动态美的话,那么,后面两联就是写风情动态美了。放牛娃唱着动听的歌,给人以听觉上的美感;从外边可以窥及篱内村女绚丽的衣裙,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征衫半湿,且解且歇,村人好客,馈以鸡黍,给人以味觉上、触觉上的美感。诗人就是如此地善于捕捉刹那间的人物的动态去表现农村的人情美。
《村行》这首小诗,具有轻柔秀美的特点。它与《商山麻涧》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商山麻涧》中,所写的云光岚彩,柔柔垂柳,滴滴塘雨,秀眉娉童,茜裙女儿,均富于柔和的特质。此外,诗人写竹,则“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栽竹》);写梅,则“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梅》);写鵁鶄,则“静眠依翠竹,暖戏折高荷”(《鵁鶄》);写鹭鸶,则“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鹭鸶》)。这些诗句,与《村行》虽各有特色,但都具有轻倩秀艳之美。
这首词指出了潮汐涨落的规律和巨大力量,潮汐不断冲击着海岸,使海岸不断发生变迁。尽管这种变化不易测量,但洪涛变平野,绿岛成桑田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
这是一首由修筑长城的将领写的长城诗。长城关气势雄伟,登高远眺,朔方形势尽显眼底。此诗描写作者重阳节登上长城关楼时所见的雄阔景色,并以听到敌军已撤出黄河以南地区,军中不用再戒备森严的消息,来衬托修筑长城的作用和意义。全诗洋溢着豪迈兴奋的感情,这在众多的长城诗中并不多见。
王琼在灵州、花马池等地留下了足迹和诗文,他的诗反映出明代边防的严酷现实和他忠于国事、勤劳为政的可贵精神。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