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诗的前八句纯以议论出之,点明此番出游的缘由。诗人借对前事的评述逐渐抽绎出自己的思绪来。头四句以齐景公和周穆王作为一反一正的比照:春秋时的齐景公,曾登牛山而流涕,哀人生之短促,而其用以补偿的却是加倍地贪恋宫室狗马之乐;周穆王为追求赏心乐事,则乘八骏西游,在昆仑瑶池与西王母尽相见之欢。前者沉溺于世俗的物质享受之中,未免辜负了那一瞬间对人生的感悟,所以说“牛山空洒涕”;后者在远游中实现了生命的延长,那才是精神上真正的欢乐,所以说“瑶池实欢悰”。这一“空”一“实”的用语,已逗漏出作者的主意所在。次四句归到自己身上,作进一步申说。“年迫”两句说岁月流逝,山望成空,惟有在与自然亲切晤对的远游中,才能使心胸豁然畅通。“大宝”两句说:即使贵为国君也不能摆脱“年迫”之苦,更何况像我这样被迁谪至海隅的失意者呢!言下则企羡远游之情已昭然可见。诗的前八句,用笔至为工稳细密:写齐景公事以“遄台”和“牛山”并举,因两者均在今山东淄博一带,位置相邻;写周穆王事以“紫宫”和“瑶池”并举,因两者原意指天帝和神仙的居所,字面相近。后四句虽已转入夫子自道,而在字面上,“年迫”犹承齐景公牛山之泣一事,“游远”犹承周穆王西游之事,“大宝”义兼二君。意虽转而语犹承,从中可见大谢诗的“法密机圆”(方东树语)之处。
诗的后八句写登临的所见和所感。“羁苦”、“观海”两句为承上启下的过渡。盘屿山在浙江乐清市西南五十里,滨海,故登山可以观海。而此番登临,原是因不耐客中寂寞故来寻求安慰,非同一般的流连玩赏,这就为下文的虚拟之笔预设了伏笔。诗人写景,只用了“莫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两句,从空际着笔,极写海之浩渺无涯。这两句在突出大海辽阔无际的同时,也写出了其吞吐无穷的容量和汹涌澎湃的动势;而置于句首的“莫辨”、“谁知”,又将诗人的惊异、赞叹之情倾泻无遗。诗人以大刀阔斧的疏朗之笔展示出极为恢宏的气象,不仅切合海的性格,也使全诗至此精神为之一振。而紧接着的“依稀采菱歌,仿佛含嚬容”,又在转眼之间将实景翻作虚景。按采菱曲为楚歌名,“含颦容”则从西施“病心而颦”的故事化出,这里借指越女,所谓“荆姬采菱曲,越女江南讴”(王融《采菱曲》),这楚歌越声在大谢诗中乃是和归思相联系的。谢灵运有《道路忆山中》诗云:“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可移用为此诗注脚。“依稀”、“仿佛”四字已明言这并非实有之景,而在眺望大海之际,忽闻乡音,忽见乡人,正是由思乡心切而生出的幻觉。这一神来之笔,把主人公深沉的情思呼之欲出。既然“羁苦”之情不能在观海之际释然于胸,那么也就只有在继续远游中才能聊以排遣,诗的末二句正是以展望未然来收束的。诗的这一部分以虚实交互为用的运笔烘托出内心的波澜,把主人公为苦闷所迫而又无计解脱的心绪表现得十分真切而自然。
这首诗大半都用对偶句组成,却无板滞迂缓之弊。原因是诗人的精心结撰之处,并不限于区区一联,而是将之置于全篇的结构之中,注意彼此之间的承接呼应关系。如首四句从字面看分为上下两联,而在用事上则以一三、二四各说一事,显得错落有致。五、六两句虽自成一联,而它们又分别和前四句勾连相承。“莫辨”以下连用六个偶句,而以句首的不同用词又可分为三组,这又是与内容的虚实转换互为表里的。
全诗可分为五段。前四句为第一段,接过卢侍御《通塘曲》“通塘好”的话题,总言通塘好,并指出通塘所在。青萝四句写通塘的人物活动。钓翁,都是隐者,鼓棹、渔歌,志趣不一,互不交往,互不相识。
浣纱女郎,足肤鲜白,在清水的映衬之下,格外好看。以上是正面实写。行尽四句为第四段,言通塘可与武陵的桃花源相媲美,甚至超过桃花源。
前二句说通塘湖面碧流幽静,疑是桃花源的溪流;后二句说,桃花源里鸡鸣犬吠的景象甚至比不上通塘之美。这是侧面虚写。“通塘不忍别”等十句写诗人游览通塘的感受。前二句说游通塘不忍离去,徘徊犹豫。
偶逢四句写偶逢佳境而心醉。佳境即:鸟从天来,月出山青,风吹竹响。这些都透露出通塘的“幽”来。长吟四句诗人说自己口诵着卢侍御的佳句,眼望银河,足拨清波,心情无比舒畅,想到梁鸿和其妻孟光当年在会稽过得那么和谐愉快,但也比不上自己游通塘这么快乐。
全诗采用自述或诉说的语气,如话家常。一开始就说:“我今寻阳去,辞家千余里。”语言平白如话,十分简朴,和口语没什么区别,平实而意蕴较深。如“虽不同辛倦,怆离各自居”,说妻子虽然不曾和自己一样奔波,一样辛倦,但二人相距千里,各自感到独居之倦是一样的。一个“怆”字将离别之倦写的悲伤凄然,牵动人的情感。又如“红颜愁落尽,白发不能除。”诗人抓住妻子的“红颜”,自己的“白发”,写一个因愁悲而红颜落尽,一个因忧伤而白发拔掉又长,两颗悲伤已极的心是同样的。写得情深意切,耐人咀嚼。还如“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鱼,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一封家书,难得一捎,内容一定不少,诗人却只引出一句:“归问我何如。”这显然是妻子说一千道一万中最关心的,也是诗人最盼望的,因而也是最能反映夫妻之间的情感的。此言一句胜万句,读着它便津津然生于口腹间。诗歌的最后不是让妻子如愿,而是诗人继续前行:“江山虽道阻,意合不为殊。”虽然行程在继续,道路阻隔,相距越来越远,但两人都在经常思念对方,两颗心永远连在一起。到此搁笔,余味深浓。
总之,这首诗是在平淡中见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