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登高怀人之作。词中句句有韵，而且韵脚金用入声字，读来有一句一哽咽之感。
起头“愁脉脉”三个字直抒胸臆，写自己心中积郁着脉脉的愁绪。其下全为景物描写，但因有“愁脉脉”三字贯头，故此下所有的景语亦为情语。“目断江南江北”紧接“愁脉脉”而起，写自己登高望远，但无法望尽江南江北，胸中的愁绪反而越来越浓了。
“烟树重重芳信隔，小楼山几尺”写“目断”的原因。这里，词人不写山峥高大，偏用“山几尺”的夸张手法来写山之小，强调的是重重“烟树”隔断了“芳信”。从而人立“小楼”之上的凄迷无助情绪被渲染得淋漓尽致。
下片首句“细草孤云斜日”，一句三折，两字一意，用最经济的语言描绘出一片凄楚迷离的景象。“细草”绵绵无际更添辽远凄迷之感。写“云”曰“孤”，见出离人的影子，“孤云”实际是离人心酸处境的象征意象。“斜日”状写太阳即将落山，这一时刻往往是鸟兽归巢而离人伤怀的时候。“一向弄晴天色”，上一句凄迷的背景上，即使天气片刻转晴，也不能使人脱离忧郁。“落花”本是伤情物，更何况是阴雨浮浮，东风无力，落花连飞舞一下也是不可能的，其中传达的悲伤之情当较平时更甚了。
这首词格韵清高，轻淡绵密，含蓄幽邃。同时由于受作者身世的影响，这首词登高怀人之外似另有寄托，如“目断江南江北”似寓托山河破碎而“东风无气力”又似乎寓有无力恢复失地之意。总之，这首词凄迷的闺情背后寄托着深深的家国之恨。
《阿房宫赋》被选入《古文观止》卷七，编选者指出这篇作品“为隋广（隋炀帝）、叔宝（陈后主）等人炯戒，尤有关治体”，很有见地；但由于对杜牧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态度缺乏了解，还未能准确地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这篇作品的思想意义。此赋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在不长的篇幅中，将宫殿建筑之恢弘壮观，后宫之充盈娇美，宝藏之珍贵丰奢，表现得层次分明而具体形象，由此得出秦始皇之所以统治不能久远，即在于暴民取材、不施仁爱的结论，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警示。全文除了具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外，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从内容结构上看，此赋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
开篇先用四个三字短句领起，音节紧凑，气势不凡，达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这12个字，既写出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豪迈气概，也写出了阿房宫兴建营造的非同凡响，语言简练到不能删削分毫的程度，笔力千钧。接下来从全景到本体构筑，写阿房宫的雄伟壮观。“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勾勒出阿房宫占地广阔、凌云蔽日的宏伟气势，给人一个总体的印象。“出山北构而西折”四句，写阿房宫是依着山势、就着水流而修建的，仍然突出了它利用自然、巧夺天工的气派。以下由写渭水和樊川的“流入宫墙”，自然地过渡到写阿房宫的建筑特点。其中实写了楼阁、廊檐，描绘得细致入微；虚写了长桥、复道，想像得神奇瑰丽。然后用夸张和衬托的手法，借写歌舞的冷暖，描述阿房宫“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怪现象，陪衬出它的宏大宽广。
第二段，写阿房宫里的美人和珍宝，揭露秦朝统治者奢侈的生活，为下文的议论设伏。
先写“妃嫔”的由来，说明是“六王毕，四海一”的结果，照应篇首。作者一连用了“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等六组排比句式，写宫人梳妆打扮、“缦立远视，而望幸焉”的凄惨生活。镜如明星，鬟如绿云，“弃脂”涨渭水，焚椒兰成烟雾。这些生动的描写，既表现了宫女命运的悲惨，也揭示了秦始皇生活的骄奢淫逸。“燕赵之收藏”以下，由写人的被欺辱转而写物的被践踏。在这里，原来六国珍藏的玉石金鼎，像土块、铁锅一样堆弃着，“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第三段，由描写转为议论，显示出作这篇赋文的本意。
先以“嗟乎”发出感叹，对比人心事理，指出“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进而质问道：“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接着，用了六组“使……多于……”的比喻句排比，尽情地揭露了秦王朝的奢靡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经过重重铺垫，笔锋一转，让“不敢言而敢怒”的“天下之人”同“日益骄固”的统治者进行较量，结果阿房宫成了一片焦土。
第四段，总结六国和秦灭亡的历史教训，向当世统治者发出警告。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是说“人同此心”，但继之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却对秦统治者的残民以自肥作了有力的抨击。以下数句尤其精彩：“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是紧承“嗟乎”以下各句而来的。“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两句，“秦”“人”并提。接着以“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愤慨语总括秦的纷奢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然后用“使”字领起，摆出一系列罪证。秦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证是不胜枚举的。文学创作的特点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因而在一篇作品中也用不着从各方面罗列罪证。作者写的是《阿房宫赋》，即从阿房宫着笔，就前半篇的叙写作出了逻辑的推演。一连串用准确的比喻构成的排句，形象地表现了“秦”与“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一乐一苦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一句句喷薄而出、层层推进，到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已将火山即将爆发的形势全盘托出。再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从反面一逼，便逼出“戍卒叫，函谷举”的局面，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终于埋葬了统治者。而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房宫也随之化为灰烬。
作者写《阿房宫赋》，其目的是给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为了丰富历史教训的内容，从“六王毕，四海一”以下，一直是既写秦又不忘六国。就章法说，以秦为主，以六国为宾；就思想意义说，以六国为秦的前车之鉴。阿房宫中的无数美人，乃是六国的“妃嫔”；阿房宫中的无数珍宝，又是六国“取掠其人”的长期积累。六国一旦灭亡，则美人“辇来于秦”，珍宝“输来其间”；那么，秦一旦蹈六国的覆辙，又将怎样呢？秦不以六国为鉴，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又走秦的老路，难道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吗？写到这里，真可谓“笔所未到气已吞”！接下去，还不肯正面说破，却以无限感慨揭示出六国与秦灭亡的原因：“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既指出六国与秦的所以亡，又指出倘能“各爱其人”，就不会亡。这才将笔锋转向“后人”──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行文至此，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成功地表现了他的创作意图。结句更有言尽意不尽的特点。
结尾的一段议论也是有所借鉴的。《汉书》卷七十五载京房对汉元帝说：“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周幽王、周厉王）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通鉴·唐纪·贞观十一年》所载马周的议论也与此相类似：“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不难看出，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议论，是和京房、马周的议论一脉相承的。后人只“笑”前人、“哀”前人，却不肯引以为鉴，硬是要蹈前人的覆辙，就只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复“笑”后人，这的确是可悲的。
从艺术手法上，此赋运用了以下手法。
一、想像、比喻与夸张
阿房宫毁于战火，其形制如何，早已无人能够说清，《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见“有关资料”霍松林的《〈阿房宫赋〉鉴赏》引文）也不很详。这给写“阿房宫”造成了困难，但却给作者留下了驰骋想像的空间。可以说，杜牧在这篇赋中艺术地再造了阿房宫。无论是对楼阁廊檐的工笔细刻，还是对长桥复道的泼墨挥洒，都是出自想像。这些奇特的想像不但不给人以造作之感，反而能带动人沿着他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在头脑中活现当年这座宫殿的盛况。这种效果的取得，和本文运用生动的比喻、大胆的夸张有直接关系。如“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一段出于想像，既是比喻，也是夸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描写、铺排与议论
从整体结构来看，此赋前两段以描写为主，后两段以议论为主。前面的描写是为后面的议论作铺垫的。但是，无论描写还是议论，都大量采用了铺排的手法，叙事言情，极尽其致，气势夺人，令人耳目一新。描写中铺排的例子，如“明星荧荧，开妆镜也”一段；议论中铺排的例子，如结尾一段的正反述说。这固然是赋体的传统写法，但值得称道的是杜牧没有像编类书一样堆砌相同词语，而是写得不繁缛冗杂，恰到好处。
三、骈句散行，错落有致
此赋发挥了骈文的某些长处，如铺排、对偶、押韵等，但也大量使用单句散行，增强表现力。如在用了“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六个四字句后，接以“盘盘焉，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一个散行的长句。这样，句子整散结合，长短不拘，节奏鲜明，更富于表现力。
文章通过对阿房宫兴建及其毁灭的描写，生动形象地总结了秦朝统治者骄奢亡国的历史教训，向唐朝统治者发出了警告，表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忧国忧民、匡世济俗的情怀。全文运用了想像、比喻与夸张等手法以及描写、铺排与议论等方式，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文章语言精练，工整而不堆砌，富丽而不浮华，气势雄健，风格豪放。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