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这首诗分为两章。首章颂扬丁柴桑的贤良美德。诗的开头“有客有客，爰来宦止”，写迎客的惊喜。从诗中看，丁柴桑应该比较年轻，诗人视之为后俊。“秉直司聪”以下四句是诗人对这位贤良地方官的赞美。丁柴桑作为一县之长，能“飱胜如归，聆善若始”，是为政“惠于百里”的明证。这四句寄寓了诗人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陶渊明政治理想中对基层长官的要求。
接着经“匪惟谐也，屡有良游”一转，至于次章，写作者与丁柴桑在一起开怀畅游的情形和情酣意畅的心态。“载言载眺，以写我忧”就是这种场景的具体表现。“以写我忧”语出《诗经》的《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放欢一遇，既醉还休”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是陶渊明对待挚友的常态。其诗《与殷晋安别》中有“一遇尽殷勤”句可为佐证。”实欣心期，方从我游”二句是倒装，意谓二人开始交游即定交知己，实为快心之事。诗的结尾归结到知心才是朋友结交的基础。
陶渊明与丁柴桑彼此一见如故。不是因为对丁柴桑这个父母官另有所求，而是丁柴桑“秉直司聪，于惠百里”的善德，以及“餐胜如归，矜善若始”的开明，赢得了陶渊明的敬重。另一方面，说明陶渊明也同样有丁柴桑的善德和开明，才能“方从我游”便以“心期”。向往开明，崇尚善德，正是陶渊明的秉性所在。
这首诗采用《诗经》的四言句式，写法上也有借鉴《诗经》叠章的形式，如有客有客之句，形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全诗于浓郁的情意之中，透露出和谐喜悦的交游气氛。篇幅虽短，然情酣意畅。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夜晚为元宵，是我国传统的一大节日，民间有盛大的灯会来庆祝。这日的风雨必然给佳节带来阴愁的气氛，而作者此词是在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惟以悲哀为主，主体的情感色彩最为浓重。词人于明代崇祯庚辰(1640)进士，中进士数年后，明王朝覆亡了。清兵攻破桂林，他便削发为僧，法名澹归，隐居于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当时金堡正是中年，此后古佛青灯又度过了三十余年岁月。这首词作于晚年，艺术上已达到成熟的高境，而且表现出内心情感的波澜。
起笔紧扣词题，写出上元节气候的异常现象。“东皇”即传说中的东方青帝，乃司春之神。“海门”，古镇名，故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司春之神不理解人间之事，将风雨倒吹海门潮，以致有元夕之阴雨。这必然给人们造成节日不愉快的心情，为全词定下基调。因风雨之故，元夕灯会也显得异常地冷清。抒情主体还由于特殊的心情，见到微弱稀疏的烟火，犹如蜡炬烧残，心字成灰;听到隐约断续的笙歌，好似人在哽咽，泪水湿了罗巾。这是联想所致，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但却反映了内心悲苦之情，以之观物，故有是感。“吾无恙”是一个转折，欲从悲苦情绪中自我解脱。整个社会在上元似乎都陷于悲苦之中，作者以为自己则是超脱尘俗的。说“无恙”实是自我嘲讽，意味着国亡后的偷生苟全，过着闲静的生活：香炉里焚烧着柏树子，发出浓郁的香气;煮茶品茗，尝试卢仝的七碗茶。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煮茶的水声，古人以为有如松涛。宋人苏轼《汲江煎茶》云：“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作者对于焚香煮茶的僧人生活，暗中感到惭愧和悲伤，所以设想：如果明月来相寻，他已如埋葬于深山空谷，无从寻找了;而经过战争和国难，已与旧王朝失去联系了。“暗尘随马”当是指明亡的战争。“星桥”本是传说中银河的鹊桥，北周诗人庾信《七夕》有云“星桥通汉使”。现在战争之后，星桥拆去，无法通汉使了。这两个隐喻里包含着民族国家灭亡后的悲哀和绝望。
词的下片紧接上片所寓的亡国之痛，而继之表现个人家庭在历史巨变中所遭到的不幸。关于素馨花，宋人吴曾说：“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丛脞幺么，似不足贵，唯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象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素馨花开遍的田间路上，作者曾有一段美好生活的回忆。“当年梦”便点明是在回忆往事。“金屋藏娇”用汉武帝作金屋以贮阿娇故实，比喻家有娇美之姬妾。这已成了当年的梦，而今梦醒了，一切都不存在。作者遂由感旧的情绪而引起伤今。“漆灯”乃为亡人照明之用。春秋时，吴王“阖闾夫人墓周回八里，漆灯照烂如日月焉”(《述异记》)。“蔗”即甘蔗。现在梦醒后，见不到漆灯再明，也不见甘蔗生的幼苗。这非常晦涩地叙述了妻妾失散亡故、子嗣断绝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家破的情形。国亡家破竟是如此紧密地连结一起，因而对人生感到了绝望。削发为僧，隐埋空谷，正是这绝望心情的反映。从前豪华富贵的珠围翠绕的生活象短暂的时光一样很快逝去，而今心事迟暮，行将就木，更不知今后有谁能洒酒祭扫孤坟了。“钟鸣漏尽”语出《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说：“年过七十，而居以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抔土”指坟茔。“浇”即酹酒而祭之意，宋人戴石屏妻《怜薄命》词云：“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士。”作者以艰涩之语补足了现实的痛苦心情，表现出晚年的孤寂悲凉。可见这位僧人，尘俗之念尚未尽净，而有如是情感的波澜。词情至此，已将悲伤的情绪推到了高潮。结尾处以虚拟的方式，又让情绪低落下去，而表现得却更缠绵了：悲伤之情象门前流水一样，夜夜朝朝，无有断绝。
全篇以“上元风雨”为题，逐步展开了对国亡家破后悲伤情感的抒写，历史的内容深蕴而丰富，曲折地表达了明末志士隐微而深厚的爱国情感。作者难忘的不幸遭遇和积蓄的怨恨，在沉埋多年之后突然在元宵风雨时触发，因而词情痛切感人。词中用了大量的冷僻事典和词语，使词意晦涩难解，而几个对句特别工稳贴切，结构绵密完整，这些都说明作者在艺术上的苦心经营。无论就思想与艺术而言，此词应是清初词坛的佳作。可惜金堡的作品在清初遭禁毁后，流传的很少。
这篇文章表现了赵威后的政治思想，同时也对齐国的政治状况有所批判。战国以前，民本思想已逐渐掘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都已意识到人民的作用，提出了诸如“民，神之主也”，“上思利民，忠也”等主张。这种思潮在战国时继续发展。孟子有“民贵君轻”一说，田于方、颜斶也有“士贵王不贵”的思想。赵威后提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的思想，是与历史上这一民本思潮相一致的。齐王使者问候赵威后，信函还没有拆开，威后就连续发问：“年成还好吧？百姓安乐吧？齐王安康吧？”她把收成放在第一位，因为“仓禀食而知礼节”，“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接着，她问到百姓，而把国君齐王放在末位，这明显地反映出了她的民本位思想。收成好自然百姓安乐，百姓安乐自然国君无恙，逐步推理，简明而正确，却使“使者不悦”，他诘问赵威后“先贱后尊”，威后的回答清晰明了，层层递进，驳得使者无话可说。
接下来威后问道：“帮助君王抚养百姓的至贤至德的钟离子为什么没有被任用，没有成就功业呢？帮助君王使百姓得到生息繁衍的叶阳子为什么也得不到重用呢？带动百姓奉行孝道的婴儿子为什么得不到封号呢？”这三位贤士孝女是帮助齐王治理国家的有德之人，故以“无恙乎”热情发问。弦外之音即是对齐王昏庸无道的指责。与对贤士孝女的关爱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不贤不孝、带领百姓无所事事、无益于国的於陵子的愤恨，她问道：“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对比和连续发问表现了赵威后豪爽坦率的个性。
全文围定一个“民”字，以赵威后对齐使的问话一贯到底，却问而不答、问而无答、问而不必答，充分提升了文势，引而不发，凭空制造出峭拔、险绝的独特气势。文章开头便以“今年的收成还好吗7百姓还好吗？齐王还好吗”三个问句，“斗问三语，如空陨石”（金圣叹语），剑拔弩张，形成尖峭的文势，奠定了文章的基调。当齐使对赵威后的问话表示不满时，赵威后并末一如常态以一般陈述句作解释。而是寓答案于反问句中。进一步助长壁立千仞的奇绝之势。赵威后的“进而问之”，复将文章向深处推进一层。对于齐国三位贤才与有德之士，威后以三“无恙耶”发问，体现了她对士人的作用、价值的清醒认识。对于於陵子仲，威后一直以“尚存乎”相询，明显表现出对“率民出于无用”的隐士的深恶痛绝。文章就在这种率直而尖锐的追问中戛然而止。文势却在循环往复的发问中蓄得十足，驻足不住，直冲出篇外。足令人回味！
综观全文，虽以问构篇，却又显得常中有变。一是问句有一般问句与反问句的变化，二是句式编排上有排比问句与零散问句的变化。排比问句的运用，增加了文章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气势。文章在这类整齐的句式中回环相生，气韵又在前后几组问句中层层推进，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整齐之中，又穿插以参差错落的零散问句，点染以灵动变幻的一般陈述句；同时排比句式本身又不拘一格，时出变异句式。这些使得文章整齐与参差交错，力量与韵致并生，为文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