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贫无钱买桑餧蚕不生丝。妇姑携篮自相语，
谁知我侬心里苦。姑年二十无嫁衣，
官中催税声如虎。无衣衣姑犹可缓，
无绢纳官当破产。邻家破产已流离，
颓垣废井行人悲。
家贫无钱买桑餧蚕不生丝。妇姑携篮自相语，
谁知我侬心里苦。姑年二十无嫁衣，
官中催税声如虎。无衣衣姑犹可缓，
无绢纳官当破产。邻家破产已流离，
颓垣废井行人悲。
第一段写才人际遇变化。开头两句，取倒笔写入宫；三四两句写入宫后的心气；五六两句用顺笔写出宫，境情变迁，心兴升降，尽舍其中。扬蛾，形容入宫心兴。被选入宫，心情兴奋，自以为可以依仗颜如鲜花，获得君王的宠幸，哪知道还有色衰之日呢！第四句暗示了后来的变化，正如诗人在《妾薄命》一诗中所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果然，“一辞玉阶下，去若朝云没”。诗人没写出宫的原因，但在三四句中已透露了些许信息。粗看两句诗简括，而简括中，内容丰富，是色衰失宠，还是遭谗被弃，抑或自请出宫，有许多潜台词，留给读者想象和补充。
诗人写到此处，自然不能结束全诗。那么接下来按题意要求似乎应当写才人嫁给厮养卒之后的境况，但诗人没有这样写，而是写她追忆宫中的生活，好像背离了题意，其实这正是诗人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的超凡之处。
先说写回忆深宫生活的四句诗意。宫中生活可回忆的东西很多，但诗人只用了一个“梦”，而且是“梦秋月”，其中的含意耐人寻味。梦为心声。诗人正是抓住这一特点，描写了才人的苦闷，概括了所有的生活内容。“梦秋月”，才人希望八月十五月下君王驾幸，可见她平常是很少见到君王的。从“君王不可见”的意思看，又感到此番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分明是多年深宫生活使她得出的结论。得不到君王宠幸的苦闷，希望和失望交织一起，为实现心愿的思虑等等，所有一切精神痛苦，都包容在结句“惆怅至明发”之中了。
再说诗人写这段回忆的用意之妙。首先，回忆深宫生活是对厮养卒妇目前生活的反衬。才人为什么回忆深宫的生活呢？想必是目前生活艰难或失意（嫁为厮养卒妇自然比不上当王妃）；遇到不顺心而回忆过去，这是很自然的心理活动，诗人顺乎自然，以深宫的精神痛苦反衬目前的生活艰难，一语两面，这是一种“虚里摹神”（马位《秋窗随笔》）的表现手法，意在留下“画外之音”，让读者去想象和体味。
其次，这段回忆又寄寓了诗人被黜后复杂的心绪。此诗明显地含有寓意，因为它是李白被黜之作。诗人取古乐府直接表述内容的题目，是为了“借此发兴，叙其睽遇之始末耳”（萧士赟语》）。李白的一生，从总的说是积极入世的，他想走“功成身退”之路，即通过自己的声誉，获得君王的青睐，登上高位，实现政治抱负，然后飘然隐退，不慕荣利。天宝初年，好容易获得征召进宫供职，但却遭到了高力士之辈的谗毁，日子不长就被迫离开了长安。在政治上遭受如此挫折之后，他对唐王朝的腐朽有了进一步认识，但在失望的同时，仍然怀念长安，希望重新被征召，再展抱负。此诗就隐寓了他那复杂的心理矛盾。政治上失意，但又不甘于寂寞，陷于出世和入世的矛盾苦恼之中，从而写出了这首诗。才人既不满意于做厮养卒妇，又不满意于宫廷的冷落，但又流露出对君王的眷顾之情，这正是李白被黜后的心理反映。可以说，诗人借才人之口寄寓了心中难言之情。
杜甫有二子，长子名宗文，次子名宗武，宗武乳名骥子。《遣兴》这首诗怀念的对象是儿子，慈爱之情溢于全篇。
这是一首排律（俗称长律），中间四联全是对仗。全诗可分三层，“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前两联回忆过去，写骥子两三岁时颖悟过人，就能问知来客的姓名及能背诵杜甫的诗句；杜甫通过回忆前年牙牙学语时娇趣的憨态，极力把儿子宗武可怜可爱、天真无邪的神态表达出来，激起读者的同情，催发读者亲子之情。中间两联“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写骥子当前的遭遇，因逢“世乱”，居无定所，又值父亲外出，音信全无，只能仰赖母亲的爱抚，更让诗人后悔不已的是没能携带全家一起逃难，以致如今分隔两地，不知何时才能互通音信；最后两联“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描写上的是一副国破乱世的情景，到处都是举着军旗的军队，号角声声激起诗人心中无限悲凉，于是诗人感叹曰，如果能有举家团圆的机会，必定不敢迟慢，表达了诗人在这种国破家碎的情况下急切盼望和平及和全家团聚的急切心情。
这首诗先写过去是有深刻用意的。按作诗的时间来推算，骥子“学语时”当为公元755年，战乱还没有发生，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战争波及广大地区，使千万个家庭流离失所。诗人先写骥子在先前的颖悟的表现，再写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同情。此外，从“怜渠小”“仰母慈”诸语中还能看出诗人因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深感内疚的心情。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现存刘禹锡诗中有两首提到米嘉荣，另一首的题目写作《米嘉荣》，是此诗的初稿。《与歌者米嘉荣》，从反面落笔，于温柔敦厚中透愤懑不平，工巧新颖，深得风人之旨。
本首诗语言诙谐，写久负盛名的老歌手米嘉荣 年老了不受年轻一代重视的境遇，以需染胡须来迎合时尚戏之，隐含了诗人对朝中先辈受新贵排挤的激愤之意。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句中《凉州 》是曲调名，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 ）民歌，由唐玄宗时的西凉府都督郭知远进献朝廷。据记载，《凉州》在唐代宫廷中演出时，有人反对，说能引起“悖动之事”、“播迁之祸”，但也有人大声欢呼。可见，《凉州 》是具有意外之声、奇特之调的曲子。《凉州》曲调的不寻常，衬托着米嘉荣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技艺。“旧人唯数”，又从正面突出米嘉荣。因为，米嘉荣的技艺越高超，就越能赢得人们对他被冷落的同情。
最后两句笔锋一转，突出题旨。米嘉荣一身绝技，理当受人敬重，可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是轻先辈重后生。诗中说：时世如此，您还是将就点，将白了的胡子染染黑，去伺候那些年轻人吧。劝慰之中，暗含着无限辛酸和诗人自己的愤世之情。被时人视作“宰相之器”的刘禹锡，由于政见不同而遭贬逐或投闲置散。如果要争取进用，就得放弃自己正确的政见，这就正像身怀绝技的老艺人“染髭须”去“事后生”。刘禹锡反对“时世轻先辈”，却奉劝人们“染髭须事后生”，这是忍着愤怒的温存，含着泪水的笑意，而自隐藏着讽刺的锋芒。这种手法，即所谓“正言若反”，于正中见反，于平和中见激荡，能使人体会到诗人的委屈，能激起人们更多的同情。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正说，有急切直率之嫌；反说，有尖锐泼辣之忌。只有这种正反结合的“ 正言若反”，可以化尖锐泼辣为含蓄蕴藉，化急切直率为委婉淳厚，使诗意更为隽永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