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此诗写于安史之乱陷落时候，杜甫被迫困居孤城。诗题“对雪”，却正是国仇家恨一起都来时候，对雪穷身，国事凋零，因为白描；非特因雪寄兴，也非仅仅自伤困顿。却是从一个个体遭遇的侧面，描写整个时局国势的困窘无奈状况。杜甫称为“诗史”，能将个人感遇融合到时局国事的大背景里，从忧身而到忧国，故诗境界深，格局大，意境远，气韵厚。所以此诗以“战哭多新鬼”起，以“数州消息断”结，很有电影剧本的剪辑特色，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历从细节和侧面，去反映整个大的时局战争的愁苦艰难状态。从此着眼，方是看此诗方法。
此诗一二句中“战哭多新鬼”，正暗点了这个使人伤痛的事实。房琯既败，收复长安暂时没有希望，不能不给诗人平添一层愁苦，又不能随便向人倾诉。所以上句用一“多”字，以见心情的沉重；下句“愁吟独老翁”，就用一“独”字，以见环境的险恶。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正面写出题目。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次写旋风中乱转的急雪。这样就分出层次，显出题中那个“对”字，暗示诗人独坐斗室，反复愁吟，从乱云欲雪一直呆到急雪回风，满怀愁绪，仿佛和严寒的天气交织融化在一起了。
“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无绿可沽酒瓢便弃，拥炉求暖火只如红，很朴实近乎枯笔白描的写法，背后隐言困城无酒、求碳也稀的困窘境地。这大概是看杜诗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在描写大时局的背景下，对个人境遇最直白写实地手法，却正是以通过细节和个体写实来反应大时局大场面的一种最有力的手段。两句极见困城之物资匮乏，偷生之余生活的窘境。关于“似”字之疑，固有多解。但是其实这里就是说有炉而火不旺，火苗不起，只有一片红光罢了，不必更做他解。因为困顿，必思解救。然则作者所能寄盼的好消息全无来处，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最后又将个人感遇返还回战事时局的忧虑之中，完成了从一个片面描写、感叹史实全局的一个过程。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中诗人再归结到对于时局的忧念。至德元载（756年）至二载（757年），唐王朝和安禄山、史思明等的战争，在黄河中游一带地区进行，整个形势对唐军仍然不利。诗人陷身长安，前线战况和妻子弟妹的消息都无从获悉，所以说“数州消息断”，而以“愁坐正书空”结束全诗。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和亲人的命运深切关怀而又无从着力的苦恼心情。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