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在家中和子女的对话，表达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慨。全诗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言近旨远，用贴近生活、朴实自然的语言抒发了作者心中对现实的忧虑和感愤。
诗人在这首诗中表示了自己对于成为诗人感到后悔。此时，他正在家中掌灯，与儿女围坐在桌旁。写作此诗时，他生有一女一子，他们还处于懵懂无知的年龄。当诗人一边敲韵一边思考诗句时，他的小儿女们见了，只是掩口而笑，并不理解他的行为。“窃笑”一词表现了小儿女们似懂非懂的表情，“频”字则突出了诗人思考诗句之久。
面对这种情景，诗人感到非常悲伤，他用一半责备一半自责的语气倾诉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尔辈何知”，他对儿女们的窃笺行为感到责备，但同时也宽恕了他们，因为毕竟他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自己热衷于吟诗的真正意义。他转而自责，后悔自己写诗，并说“枉抛心力作诗人”。“枉抛”强调了自己精力白白浪费，没有任何价值。但实际上，诗人并不是真的后悔写诗，只是用“自悔”、“枉抛”这些词语来表达自己对于被埋没人才的黑暗政治的曲折抗议。
诗人在这首诗中喊出的，又不仅仅属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而且也是历史上所有的怀才不遇的文人学士的共同心声。“英抛心力作词人”与“枉抛心力作诗人”之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于此。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李好古过维扬时写的这首《江城子》，此外，词人把自己不能“馘名王，扫沙场”（馘，杀敌后割取左耳以计功）的原因，归结为“欲上治安双阙远”（治安，贾谊曾作《治安策》评议的时政。双阙，指代朝廷），等于说兴亡的关键、维扬屡遭破坏的根子，都因为统治者不纳忠言。这种尖锐态度和批判精神，在同代词人中也是少见的。
这首词在写法上注意了两个结合。一个是写景与抒情结合。词中写景的地方只有四句：“平沙浅草接天长，路茫茫”、“昨夜波声，洗岸骨如霜。”即仅仅是沙、草、天、路。这些单调的景物，为读者展现了维扬劫后的荒凉。再说，作者又逐次为它们加上“平”“浅”“长”“茫茫”等修饰语，从而共同组成一幅辽远、凄迷的图画，正好象征着作者惆怅的心情。“昨夜波声”一句表面写波涛，背后却有一个在扬州的某一间屋子里听着波声久久不能入睡，想起无限往事的人儿。把这一句同“洗岸骨如霜”放在一起，夏承焘说：“ 两句写夜间听到波声拍岸，使人激奋而气节凛然。”（《唐宋词选注》）则景中之情就更为显著了。
还有一个伤今与怀旧的结合。这首词目睹扬州破败景象，痛悼国家不幸，这是“今”；可是词篇中又有“几兴亡”一句，接下去还有“兴古英雄成底事”，这是“旧”。有了历史旧事的陪衬，眼前的感慨变得越发深沉幽远；相反，由于当前维扬的变故，兴年的兴亡也变得越发真切。同时这一句也奠定了下片的基调，暗示自己也像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一样，壮志难酬，只能“徒感慨，漫悲凉”。下半阕开头五句写自己少年时的志向。词人年轻时就有降服中行说（汉文帝时宦者，后投匈奴，成为汉朝的大患）和“馘名王，扫沙场”的雄心壮志，甚至象祖逖的样子，在中流击楫，立下报国誓言。这样，有兴古、少年时、目前三个时间层次的结合，词篇抒情的背景就非常开阔，作者因国事而生的忧虑也就特别深广。（李济阻）
这首词直接写到维扬的是前面五句和最末两句。前五句写见闻，结尾处点维扬，全词自然构成一个整体，中间的感慨部分则正好处在包孕之中，这样能使结构紧凑，抒情集中，应该是作者精心安排之作。
这首诗可分为四节。
第一段中共有五句，句句押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犹如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不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使得诗人焦急万分。
“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这几句诗所表现的场景是：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段中共有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
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除此以外，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眼前做盗贼。但其实，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罢了。用诗人杜甫的《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因为他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走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和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而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他自己在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淡薄，就意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作者叹息的内容有三：1．自己的苦；2．周围人的苦；3．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第三段共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诗人自然不能入睡。“长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觉夜长，还因自己和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而觉得夜长。“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诗人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洪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激情和火热希望。这种感情，咏歌不足以表达，所以诗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诗作者抒发的情怀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的情怀基本一致。也表达了作者关心民间疾苦，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他也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这首诗描绘秋夜屋漏、风雨交加的情景，真实的记录了草堂生活的一个片段。末段忽生异境，以切身的体验，推己及人，进一步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设想大庇天下寒士的万间广厦。这种非现实的幻想建立在诗人许身社稷，饥溺为怀的思想基础上；而博大胸怀之表现，则使作品放射出积极的浪漫主义光辉。全诗语言极其质朴而意象峥嵘，略无经营而波澜叠出，盖以流自肺腑，故能扣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