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夜晚送行友人“谢文学”即诗人谢朓途中所感。第一联和第二联联写诗人想象从京都到荆州途中之景；第三联写饯别的宴席情景，第四联写辞官归隐之意。此诗用借景抒情、烘托等手法，表达诗人与友人依依不舍之情，语言清新朴素而韵味含蓄无穷。
诗的开头两句，写法有些特殊，破空而起，推出“阳台雾初解，梦渚水裁渌”来。“雾初解”是说夕雾初收，以切“离夜”之景，“水裁渌”三字，暗点节候，说明春天到了，春水刚刚变绿。从“雾初解”与“水裁渌”看，当是近景的描绘，从“阳台”与“梦渚”的地理位置看，却又不在南京附近，这似乎是个矛盾。这样写，作者可能有两种用意：一是用“阳台”与“梦渚”指代建康的台榭和洲渚，这是借代手法，在六朝诗中常见。另一种含义是，作者送别的友人是从建康到荆州去，“阳台”与“梦渚”均在荆州所辖范围内，作者运用“视通万里”的神思，想象友人去处的景物，表示自己的心已经追随友人而去，以想象中的远景描绘，系念远行之人。这样把惜别之情，由此地写到彼地，描绘得回环往复，曲折而深婉。饯别谢朓是在夜晚，从题目中的“离夜”二字可以看出，同时又是在春天。谢朓的答谢诗《和别沈右率诸君》云：“春夜别清樽，江潭复为客。”王融《饯谢文学离夜》云：“春江夜明月，还望情如何”等，均可证明。三、四两句，紧承首二句，继续写景，即写望中的远景，以送远行的友人。在明月当空的春夜，远处的山峰隐隐约约，依稀可见，陆地若断若续。因在夜间，又系远景，所以这两句写景给人朦胧的感觉。而迷蒙的夜色又为分别罩上一层茫茫然的色彩与气氛。
首四句的写景，正蕴含着难以言尽的离情。五、六两句，笔锋一转，由借景言情，转换到正面描写离情别绪上来。“分弦”“别唱”指离夜宴会上所弹奏的丝竹之音和所唱的离别之歌。“苦音”与“凄曲”为朋友之间的分别罩上了一层悲苦的气氛。借助音乐来表现离情，使诗歌的抒情手段更加丰富，诗的意境也更浑厚而且耐人寻味。结尾两句，分别就友人谢朓与自己两方面而言，一转双收。“尔拂后车尘”，拂尘表示要登车上路。此句系用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的典故，以切合谢朓为随王文学的身份。“我事东皋粟。”范云比谢朓年长十三岁，经历过一番宦海浮沉，仕途不太顺利，故在与友人分别之际，表明自己的心迹：他想躬耕陇亩，辞官归田，或像阮籍那样，“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阮籍《奏记诣蒋公》）或像陶渊明那样，“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 从辩体的角度看，这是一首“永明体”诗歌。沈约、谢朓等人都是“永明体”的创始人。
此诗声韵婉谐，八句四联，每一联对仗都比较工稳。
第一首诗用的是苏武和田横的故事。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在匈奴期间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于是匈奴就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田横是齐国君主田氏族人，与从兄田儋、兄田荣一起反秦。后来，韩信破齐，田横自立为齐王，归附彭越。彭越归汉后，田横就率领其宾客和部属伍佰人逃至海岛。后来刘邦先许以封侯安抚田横，未成，就威逼田横归汉。田横从大局出发，同意去洛阳议事，至洛阳附近三十里处自刎，以头献刘邦，刘邦以王礼葬田横。苏武后来归汉了，而李白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长安呢？这是诗人所困惑的。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一样，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诗人以苏武、田横自况，表现其不屈的气节。
第二首诗这里化用了崔骃（字亭伯）和李陵的故事。崔骃为幽州从事时，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通，后来刺王失败了，崔骃被提拔为侍御史。后来窦太后临朝，他与窦宪不合，被窦宪排挤，让他“出为长岑长”，他认为太远了，就不去就任。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亭伯去安在”。李陵是汉将，与匈奴战，失败了，投降匈奴。李白写这两个人的故事，反映了李白内心的复杂性。亭伯是逃避的，李陵是投降的。李白是想逃避呢，还是想投降？只能留给人们去思考。李白这次奔走的目的地是长安。虽然自己所面临的情势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李白在路上也不得不换上胡衣，这正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严峻。
第三首诗用的是鲁仲连的故事。鲁仲连，亦称鲁连，战国时名士，多谋略，善言辩。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20余年后，燕将攻占并据守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都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鲁仲连能够成就功业而隐居，而李白呢？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谋略不能被采用而心中忿忿。
第四首诗用的是申包胥的典故。从这首诗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此时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跟从永王，是因为想效法申包胥恸哭乞师，以救国家之难。
第五首诗主要抒发诗人在奔亡途中的迷茫情绪。前半部分重在描写途中所见的景物，其景语都是情语。茫茫湖水、青青芦叶都可以看作是诗人愁绪的反映。夕阳就要落入大江对岸的西边了，而诗人的归心还不知在何处，其愁绪不言自明。后半部分进一步抒发愁情。歇马在春草迷离的路边，可见在战乱中不知往哪儿走，诗人心中非常迷茫。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了子规鸟的连声啼叫，在几近亡国的危局中又听到这样凄惨的叫声，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无疑更是加深了诗人的愁情。
这五首诗是后人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骃、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此诗开头，“欲出鸿都门，阴云蔽城阙”，是写侠客出发时的天气。“鸿都门”，点明出行的地点。此时彤云密布。这“阴云”，是自然景色。天昏地暗，前路未卜，为侠客的行侠描述出一个恶劣环境。同时，也隐约地渲染出侠客的义无反顾、知难而进的坚毅性格。这“阴云”，又是侠客心境的写照。世路艰辛，郁悒萦怀；世事不平，义愤填膺。心情自然是苦涩沉甸。这就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缘由。诗一开始便以阴云般浓厚的艺术气氛。
“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宝剑是侠客的武器，是侠客的伴侣，正可用它衬托侠客的形象。诗的上一句是用比喻说明剑的锋利。晚唐诗人沈彬《都门送行》中“一条灞水清如剑”，是以剑喻水，由剑的寒光来写水的清沏。而此诗却以水喻剑，由水的清沏来写剑的寒光。二诗异曲同工，均具神似之妙。相传春秋时，越王允常聘用冶工欧冶子铸造五把名剑，一曰“纯钩”（一作“纯钧”）。其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芙蓉始生于湖，观其文如列星之行，观其光如水溢于塘”（见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绝书》亦云：“太阿剑色，视之如秋水”。后来许多诗人皆以水比剑。诗中侠客所持之剑，竟同“纯钩”“太阿”一般，寒光如水，锋芒逼人。诗的下一句是从剑身看剑的锋芒。侠客剑上沾染着的“微红”，正是仇敌的“馀血”。以此剑出手刃敌，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由此可见宝剑之锐不可挡。诗人正面写剑，却侧面显示了侠客行侠的结果。诗中不提侠客，只言宝剑。实际上，正是通过写宝剑的锋利，展现出仗剑游侠的英姿壮采。
结尾二句“白马夜频惊，三更霸陵雪”，由侠客胯下的飞马来交代游侠的行迹。“白马金羁侠少年”（《古乐府》），马亦是侠客的伴侣，可用马来衬托侠客的形象。诗中的白马与黑夜形成了反差，飞奔的白马为漫漫的黑夜带来了一点亮色。而频频的马叫声，又打破了寒夜的寂静，使夜幕下的大地有了活力。诗人从视觉到听觉，描绘出清冷孤寂的环境，渲染出一股旅途萧瑟的气氛，反衬出侠客于天寒地冻之中英勇奋进的雄姿。侠客自洛阳出发，三更时分到达霸陵。诗以描写霸陵的雪夜风光作结，这既照应了开头阴云蔽城的天气，首尾相应，清楚交代出侠客的行踪。
同时，诗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汉文帝为西汉时代“文景之治”的盛世明君。侠客由阴云遮天的洛京到达白雪铺地的霸陵，十分巧妙地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目的。诗人所寄寓的无限感叹和不尽之意自在言外。可以看出，温庭筠终身坎坷，不为世用，他在对可钦可敬的侠士精神的赞美中，自有一种抱负不得施展的感慨。这首诗写得风骨遒劲，豪迈警奇，与温诗的秾艳纤细之作，大相径庭，正显示出诗人丰富的艺术个性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