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胡世将任川陕宣抚副使，与吴积极抗金，刘琦、岳飞、韩世忠等也在中原重击金兵，抗金形势大好。但不久，朝廷任用秦桧，力主和议，罢斥一批抗战人士，把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土地拱手让给敌人，本词作于同年秋季。作者痛感朝廷失计、和议误国，满腔愤懑，发之于词。上片以眼看神州沦丧哪有范仲淹、韩琦式的英雄人物来保卫河山起句，极度愤慨溢于言词。“北望”二句，北望长安不见，意为中原已沦丧，连函谷关以西的大物土地也失陷了，语含讥讽，情极沉痛。“晨嘶”二句，写自己清晨骑马出营，傍晚伴着胡笳宿营，因为订了和议，结果任凭岁月流逝，闲白了头发，却不见抗战杀敌。“三秦”二句，宕开一笔，回顾历史。收复陕西，在历史上有过，那是汉初三杰的故事。言下之意，今天仍可以收复失地，关键在于实行抗战政策和任用贤才。
下片紧承上片写不能收复失地的原因。“试看”二句，关中形势险要可以坚守，但朝廷在千里之外，又力主和议，不肯发兵。这里，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秦桧一帮卖国贼，进行谴责。愤怒地揭发了投降派的罪行。“阃外”二句，回顾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张浚合五路兵马与金兀术战于富平（甘肃灵武），诸军皆败之事，但今天人们忘记耻辱，又谈和议。“拜将”三句，“台”，“阁杳”，写这几处历史文物被破坏和被遗忘，表现了当时人们不重人才和糟蹋人才。能守而不守，忘记耻辱，糟蹋人才而侈谈和议，这些现实都促使充满爱国激情的作者激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仰天长叹。最后以“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作结。全词充满政治色彩，论事透彻，用典恰当；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此词为感时而发所作，斥责和议之非，期待有抱负才能的报国之士实现恢复中原的大业。固它用东坡赤壁怀古韵，故此词亦可称“兴元怀古”。全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不过东坡赤壁词主要追思怀念周瑜，此词则追怀与当地有关的好几个历史人物。
（一）“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项羽入关后分秦地为三，后因称关中为三秦。汉家三杰，就是辅助刘邦夺取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刘邦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定都南郑。后来他听从萧何建议，南郑为韩信筑坛拜将。刘邦后来出关向东讨伐项羽，并最终取胜，主要就是依靠了张良、萧何、韩信。
（二）“拜将台欹，怀贤阁杳。”怀贤阁是纪念三国时北伐至此的诸葛亮。这是因为诸葛亮几度北伐，即驻兵汉中以出斜谷，而且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陆游《感旧》诗记南郑两个胜迹，就是拜将坛与武侯庙。“惨淡遗坛侧，萧条古庙壖。”自注：“拜韩信坛至今犹存。沔阳有蜀后主所立武侯庙。”怀贤阁建于斜谷口，北宋时犹存。《苏轼诗集》卷四有诗题曰：“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
（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一范一韩，指的是北宋时驻守西北边境的范仲淹与韩琦。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抵御西夏、巩固西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范）仲淹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些历史人物，有的成就大业，有的北伐中原，有的威震边陲。“神州沉陆”、北宋沦亡之后，面对“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物壁”的山河残破的形势，不能不令人临风怀想古来于此为国立功的上述先贤。这时作为边帅初到兴元的胡世将怀古感时，以表达他希钦和追慕的先贤感情。但首句“神州沉陆”之后，紧接着“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这么写实是深慨当代没有这样的人物。紧接着下面说“汉家三杰”已成“往事”，拜将台与怀贤阁则一“欹”一“杳”，都是暗寓“时无英雄”之慨。
当时张浚是个名望很高的主战派领袖，主张“中兴当自关、陕始”，自请宣抚川陕。可惜他志大才疏，对金兵作战常失利。建炎四年九月，他所指挥的五路之兵四十万人与金兵交战合溃败于富平（今属陕西），至追此关、陕丧失不可复。胡世将上痛和议之非，近伤富平之败，和则非计，战则非能，抚今怀古之余，内心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既愤且忧，自然“赢得头如雪”了。以功业论，无疑胡世将还算不上什么“中兴名臣”。但此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不失塞外边将的气度。“塞马晨嘶，胡笳夕引”两句，也很好体现了西北战场特有的边塞气氛。篇末写怒发上指，阑干拍遍，情怀激愤，这么写显示内心忧愤既巨且深，再也无法平复了。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战国楚宋玉《九辩》以来，“悲秋”就成为中国古典诗赋的传统主题。而前人以“九九重阳”为题材的诗章词作，更借凄清、萧瑟、衰飒的秋色状景托怨情、兴别恨，少有不着一“悲”字者。诸如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的“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悲”等，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寄寓伤时忧国的凄怆痛楚，或倾吐落拓失意的抑郁苦闷，或抒发获罪被贬的万端感慨，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毛泽东的这首词却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衰颓萧瑟之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独步诗坛。
此词以极富哲理的警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开篇，起势突兀，气势恢宏。“人生易老”是将人格宇宙化，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唯其易逝、短促，更当努力进取，建功立业，莫让年华付流水。“天难老”却是将宇宙人格化。寒来暑往，日出月落，春秋更序，光景常新。但“难老”并非“不老 ”，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毛泽东《矛盾论》）。“人生易老”与“天难老”，一有尽，一无穷；一短促，一长久；一变化快，一变化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对立又统一。这并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古老格言的简单趋附，而是立足于对宇宙、人生的清理并茂的认知和深刻理解的高度，揭示人生真谛和永恒真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具有极强的审美启示力。“岁岁重阳”承首句而来，既是“天难老”的进一步引申，又言及时令，点题明旨，引起下文：“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今又重阳”是“岁岁重阳”的递进反复，年年都有重阳节，看似不变，其实也在变，各不相同：如今又逢佳节，此地别有一番风光。
古有重阳登高望远、赏菊吟秋的风习。在历代诗文中，重阳节与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身逢乱世的诗人，往往借写菊花表达厌战、反战之情，即菊花是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毛泽东笔下的“黄花”却是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黄花”既非供隐士高人“吟逸韵”的东篱秋丛，亦非令悲客病夫“感衰怀”的庭院盆景，而是经过硝烟炮火的洗礼，依然在秋风寒霜中绽黄吐芳的满山遍野的野菊花，平凡质朴却生机蓬勃，具有现实与象征的双重性，带有赋和比的特点。词作者是怀着欣悦之情来品味重阳佳景的。黄花装点了战地的重阳，重阳的战地因此更显得美丽。“分外香”三字写出赏菊人此时此地的感受。人逢喜事精神爽，胜利可喜，黄花也显得异常美丽；黄花异常美丽，连她的芳香也远胜于往常。这一句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尽管“人生易老”，但革命者的青春是和战斗、战场、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叹老怀悲，蹉跎岁月，虚掷光阴，而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革命而战，一息尚存，奋斗不止。
下片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意脉，写凭高远眺，将诗的意境向更深更阔处开拓。岁岁有重阳，秋去又秋来，“一年一度秋风劲”，这个“劲”字，力度极强，写出秋风摧枯拉朽、驱陈除腐的凌厉威猛之势，笔力雄悍，极有刚健劲道之美。此情豪迈异于东风骀荡、桃红柳绿、莺语燕歌、温柔旖旎的春日风光。但劲烈的西风、肃杀的秋气在作者心中引起的不是哀伤，而是振奋。诗人的感情、战士的气质决定了他的审美选择：“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天朗气清，江澄水碧；满山彩霞，遍野云锦，一望无际，铺向天边，极写景色之瑰丽。
整首词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
这是一篇政治抒情诗 。《唐诗鼓吹评注》谓 ：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李克用占据邢 、洛、 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的反对，采用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就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夺掠晋、绛、河中一带 。百姓家破人亡 ，赤地千里 。大顺二年春正月 ，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 。 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下此诗。
首联“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的意思是：皑皑白雪覆盖着巍巍太行，重峦叠嶂，高耸在晴朗的天空。红日、白雪、蓝天，色彩鲜明，宛若浮雕。时令已是早春二月，莽莽郊原依然是北风狂舞，寒意料峭。一个“尚”字，用得极妙，写出了诗人的心境和感触。目之所见，体之所感，丝毫没有春意。景色之美，气候之寒，更衬出诗人心中的悲凉。两句为下面的“感事”，渲染了气氛。
颔、颈两联，一连串用了四个历史典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和感叹。用典，是古典诗中常用的一种形象化的手法。一首诗中过多地用典，往往会弄得诗意晦涩难明。《金桥感事》虽连用数典，却不觉难懂。诗人正是在曲折变化中，贴切地表达了难以直言之隐旨，把抽象的感情变得形象化、具体化了，题旨亦因之更为突出、鲜明。“饮马”，是用《左传》故事。公元前579年，晋楚战争中，楚军骄横狂妄，扬言“饮马于河（黄河）而归”。这里比喻李克用有“饮马于河”的军事野心。因为李克用的军队，早在公元883年（中和三年）与黄巢作战时，就已打进过帝都长安，故说“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用了北齐斛律光射落雕鸟的故事。“雕”是一种鸷鸟，猛健善飞，不易射得。这里用斛律光的英勇善射，暗喻实力强大的李克用将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这句是说李军正蓄谋打过太行山。
“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笔锋一转，由述古喻今进而抒感言怀。诗人没有直抒胸臆，仍然是借用典故来表达。“百年”句用了周朝辛有的故事。周平王迁都洛阳时，大夫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必将沦为戎人居住。辛有死后，戎人果然迁居于伊水之滨。诗人在藩镇割据的混战中，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他不可能直陈其事，但又不能不说，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根本没有作用。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诗人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这句，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这次对李克用的用兵。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中以情景交融之笔结束全诗。夕阳西沉，长亭遥对，哀笳一曲，戍烟四起，在这般战乱凄凉的环境中，一位“惊时感事俱无奈”（见其《重阳日荆州作》）的诗人，独自忧愁、感伤。胡笳，是一种乐器，可以表达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感情。这里用一“哀”字状胡笳声，不仅把客观世界的声音同诗人主观世界的感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暗示着这次战争的失败，必将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戍烟”，戍楼的烽烟，与在太平时节的缭绕炊烟全然不同，给人一种动乱不安的感觉。二句十四字，把情、景、事，声、色、形，熔铸于一炉，真是极尽精炼概括之能事。
全诗情感激越，悲愤凄怆，诗人的忧思愁绪，在诗中层层推进，千回百折，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心潮起伏。
《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尉（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的得罪贬官，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芙蓉楼送辛渐》中，王昌龄也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沿用鲍照《代白头吟》中“清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辜。李白在听到他不幸的遭遇以后，写了这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道寄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句写景兼点时令。于景物独取漂泊无定的杨花、叫着“不如归去”的子规，即含有飘零之感、离别之恨在内，切合当时情事，也就融情入景。 因首句已于景中见情，所以次句便直叙其事。“闻道”，表示惊惜。“过五溪”，见迁谪之荒远，道路之艰难。不着悲痛之语，而悲痛之意自见。
后两句抒情。人隔两地，难以相从，而月照中天，千里可共，所以要将自己的愁心寄与明月，随君去到夜郎。这两句诗所表现的意境，已见于前此的一些名作中。如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曹植《杂诗》：“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都与之相近。而细加分析，则两句之中，又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告诉，无人理解，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于明月；二是说惟有明月分照两地，自己和朋友都能看见她；三是说，因此，也只有依靠她才能将愁心寄与，别无它法。
诗人李白通过丰富的想象，用男女情爱的方式以抒写志同道合的友情，给予抽象的“愁心”以物的属性，它竟会随人逐月到夜郎西。本来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富于同情的知心人，她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自己的要求，将自己对朋友的怀念和同情带到辽远的夜郎之西，交给那不幸的迁谪者。
这种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客观事物，使之同样具有感情，也就是使之人格化，乃是形象思维所形成的巨大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当诗人们需要表现强烈或深厚的情感时，常常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获得预期的效果。
这是一首离别的诗歌。诗人以行军途中所见太行山景色为题材，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描绘出了太行山巍峨险峻、黄河气势磅礴的宏伟画卷，谱写出了抗战年代里太行山区雄奇壮美的自然风貌以及军民万众一心，英勇斗争的精神面貌。诗人以美术家的眼光，巧妙选择景物、切取场景，组合成远近结合、色彩艳丽而且洋溢着战斗激情的画面，抒发了不畏强敌、同仇敌汽、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首句写山，次句写河，既表明“出太行”的行程，又显示爱我山河的豪情。诗人“出太行”后“经洛阳”，必然要跨越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的“天险”。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朱德，来到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他满含深情地“一望收”，只在远看一眼之中，已把万里黄河的雄伟形象全部收入眼底，那种迫不及待的热情和无比广阔的胸襟，已被表述无遗。他之所以如此地向往黄河，热爱黄河，着眼点就在于它是“天险”。在“抗战紧急”的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正在黄河之滨与日本侵略军凭险抗击，浴血奋战。一定要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信念，正在诗句之中激荡回旋着，这就是令人感到它有气壮山河之伟力的原因。
紧承次句，第三句展开对“出太行”后“经洛阳”、“中途返延安”的行程所见的描写。由于诗人经洛阳、抵西安时，日寇两万余人正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进迫中国陕甘宁边区，诗中实写由黄河以北的太行，经过黄河以南的洛阳，而后沿黄河岸边折转延安的路线。其中既有八路军对侵华日军的“抗战”，又有八路军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予以自卫还击的“内战”。这两种类型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似火”三字则把这燃遍黄河两岸的战火作了形象鲜明的描写。“抗战紧急”之际，不该“内战又起”，使得亲痛仇快，“国人皆忧”。朱德既为黄河两岸燃起了抗日的燎原大火而高兴，又为黄河两岸燃起了内战的遍地烽烟而痛心，他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在这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正因如此，结句就顺势而出了，点明了“出太行”的主旨。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总司令奉党中央之令“中途返延安”，共商“去重庆谈判”的具体策略和内客，以迫使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如果谈判成功，自能解除国忧，告慰“同仇”。一个“当”字，表明诗人为谈判成功而要竭尽全力的良好愿望，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有停止内战的诚意，还得看事态的发展，显示出诗人用词下字的准确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