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作品里多次提及华山，应是因为“华山天下险”，令人神往。《好事近》便是一篇神游之作，与其屡屡表现的家国之思不同的是，这篇词作表达了为民谋福的愿望。
上片写词人幻想的登山情形。“秋晓上莲峰，高蹑倚天青壁。”“莲”的意象常见于佛教文化，与后文提及的“禅龛楖栗”相映成趣。前两句道明词人登莲花峰的时间是在秋天的早晨，而“倚天青壁”则形象地勾勒出莲花峰高耸入云、苍青一色的神韵，开阔了词文的意境，映照出词人旷达的胸襟。“谁与放翁为伴？有天坛轻策。”此词中另一主角在此登场，即被词人称作伴侣的“天坛轻策”。“天坛”，在传说中是天神聚会之所，可见词人不仅仅是神游，更有神话色彩。在词人看来，取自“天坛”、由轻藤制成的拐杖，蕴涵着无穷神力，成为词人神游时的至宝。雕鞍尚配宝马，这拐杖既是神物，其拥有者的形象也被幻化得似人又似神，但词人的想象力远不止此。
下片是词人由拐杖而生发的更加离奇的浪漫幻想。“铿然忽变赤龙飞，雷雨四山黑”两句化用晋人葛洪《神仙传》中关于费长房的典故。在这里，词人将“天坛轻策”化而为龙，去施云布雨。“铿然”二字尤言巨响声中，“天坛轻策”化而为龙，为这一转化增添了神话色彩，同时也渲染了气氛——顷刻间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造就出神龙天降的应有条件。尤其“四山黑”三字，既是说阴云低垂，遮光蔽日般笼罩，同时也烘托出神龙出现时的神秘情境。“谈笑做成丰岁，笑禅龛楖栗”紧承前两句，写千里沃野受到神龙布雨的润泽后，辛勤一年的农民终于获得了丰收，“谈笑”二字言其轻巧简单；相较于此，“禅龛楖栗”终日陪伴着僧众们诵经念佛，却是百无一用。这两句是词人对佛家、僧人的嘲笑，倘与词人生平志愿相联系，说他在暗讽朝廷偏安江左，不图恢复，也不为过。
整篇词从头至尾以情景相互交替的手法写出，但是在细读之后又可以发现景语之中有情语，情语之中含景语，情景相生相系。全词的风格浪漫恣肆，将万丈的豪情和高远的景象紧密结合，绘制了一幅激情品扬的图景。
姜夔多次举进士而不第，布衣终身，过着飘泊江湖、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坎坷的身世使他对遭逢不幸的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姜夔在苕溪（今浙江湖州）为一位不幸女子的身世所感动，写下了这首词。而且，由于他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合肥情事，他不知不觉中将这位不幸女子与其合肥情侣联系起来。故通篇皆是对不幸女子的深深怜悯和同情，而毫无轻薄浮浪之语，格调高雅，意境醇正。
京洛，河南洛阳。周平王开始建都于此，后来东汉的首都也在这里，所以又称京洛。后人使用此词包括洛阳或京都两种含义。此处代指南宋都城临安，风流，指品格超逸。开篇即写这个妇女出处不凡，她来自南宋的都城临安；她既有超逸的品格，又有举世无双的美貌。首句“京洛风流绝代人”七个字，包括这样三层意思。
那么，这位曾风光一时的佳人，“因何风絮落溪津”？为何像风中飞絮似的，飘落到苕溪的渡口来呢？说她的来到苕溪是如柳絮的随风飘落，含意深厚。“颠狂柳絮随风舞”（杜甫《绝句漫兴》），这风中之絮是不由自主，又是无人怜惜的。用风中之絮来比喻，暗示人的不幸遭遇，一个“落”字双关出人与柳絮的同等命运。其中也掺杂着作者的身世之感。这句前面用“因何”这一似问非问的句式，后面用荒僻的“溪津”与繁华的“京洛”作鲜明对比，深刻地写出了这个“风流绝代人”的不幸遭遇。也表达了作者对其的深深怜悯和同情。
“笼鞋浅出鸦头袜”。笼鞋，鞋面较宽的鞋子。鸦头袜，古代妇女穿的分出足趾的袜子。这句是说从笼鞋中微微地露出了鸦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化用曹植《洛神赋》典故，曹植形容洛水女神是“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词里的女子穿了这样款式的鞋袜，步态轻盈，如宓妃洛神一般。这仍是对“风流绝代人”的赞美：她高洁，飘逸，和一般风尘女子迥然不同。
过片，暗示她的辛酸生活，并表达了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红乍笑，绿长嚬”。“红”，指她朱红的嘴唇，说轻启朱唇，露出浅浅的笑；或说红指她笑时莲脸生春；总之是说她笑时的美丽。“绿”，指青黛色的眉毛，说她双眉紧锁，隐含忧伤。“乍”，表示时间短暂，与“长”相对。说明她笑时短，嚬时长。仅用六个字，不仅使人的神态毕现，而且写出了人酸苦的内心世界。这笑，看来是勉为欢笑，而嚬才是真情的流露。“红乍笑，绿长嚬”六字用得高妙奇绝。“红”与“绿”对，色彩鲜明，让人顿觉佳人的仪态万方：“乍”与“长”对，以时间长短刻画佳人神态的流程：“笑”与“嚬”对，揭示出佳人复杂的心态。意蕴本融，言简意赅。描写女子情态的词句本也常见，如“修眉敛黛，遥山横翠，相对结春愁”（柳永《少年游》），十三个字只写出了人的“春愁”：“娇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细画弯弯月”（晏几道《菩萨蛮》），十四个字只写了人在梳妆打扮时而“愁春”。它们都没有姜词这样高度浓缩，韵味悠远。
“与谁同度可怜春”。春光无限美好，可是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有谁与她共同度过呢？与谁，即没有谁。贺铸有“锦瑟华年谁与度”（《青玉案》）句，与此境界极相似。这深情的一问，不仅表现出词人对她的同情，惺惺相惜，而且写出了她的孤苦寂寞。从整首词看，所写是一个歌妓之类的人物。她在繁华的京城也许曾经有过“一曲红绡不知数”的美好时光，如今却沦落溪律，无人与度芳春。对于她的不幸遭受，词人一个字也没有写，女主人公也始终未发一语，全从词人之“所见”方面着笔。感慨都在虚处，这样词人的同情之感，表达得酣畅淋漓，人物形象也栩栩可见，特别最后两句更是神来之笔：“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古人传说鸳鸯双宿双飞，常用来作为夫妻间爱情的象征。“鸳鸯独宿”，深一层表明无人与之“同度”，只剩下孤苦一人了。“何曾惯”，也深一层地流露出她的忆旧念往，直至此时仍怀着感情上的痛苦。因此接着说：“化作西楼一缕云”。宋玉《高唐赋》载巫山神女与楚王的故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说她化作西楼上空一缕飞云，如巫山神女，对过去那“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欢愉情景，不能忘怀，表现出她对爱情生活的无限回忆和执着追求。
白石词的基本风格是“清空”，要“清空”，就要有一种冲冷的胸怀，不让七情六欲无节制地发展，从而达到一种超逸空灵的境界。对情词来说，就不能热情过度，因热情过度容易形成痴迷状态，要用冷笔处理。此词就是冷笔写热情的作品。此词用笔，有时从实处落墨，有时虚处着笔（如“笼鞋”以下四句），但它“无穷哀怨，都在虚处”（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姜夔《点绛唇》结句语），虽有深情，由于用冷笔处理，故显得气体高妙，清远空灵。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此诗犹如一首悲愤的乐曲。全诗八章，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章），将日食、月食、强烈地震同朝廷用人不善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深沉的悲痛与忧虑。诗人不理解日食、月食、地震发生的原因，认为它们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所以开篇先说十月初一这天发生了日食。“日者，君象也”，夏末老百姓即以日喻君。日而无光，在古人是以为预示着有关君国的大灾殃。诗人将此事放在篇首叙出，使人震惊。第二章将国家政治颓败、所用非人同日食联系起来议论，第三章又连带叙出前不久发生的强烈地震。诗人关于这些极度反常的自然现象的描述，表现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无比担忧和恐惧。诗中写的地震有史实记载，《国语·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三川竭，岐山崩。”诗中“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具有特征性的大特写使两千多年后的人读起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诗人的如椽巨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的灾变图。
第二部分（中三章），回顾与揭露当亦执政者的无数罪行。诗的第一部分节奏强烈，写出了诗人所见到的上天震怒的状况，在震惊与恐惧中又缠绕着诗人无限的忧伤。他不明白当亦执政者为何不行善政制止天灾，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开列了皇父诸党的清单，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从里到外把持朝政，欺上瞒下。皇父卿士，不想怎样把国家治理好，而是强抓丁役，搜括民财，扰民害民，并且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合乎礼法的。他把聪明才智全用在维护自己和家族利益上；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毫无悔罪之心，也没有一点责任感，自己远远迁于向邑，而且带去了许多贵族富豪，甚至不给周王留下一个有用的老臣。用这样的人当权，国家没有不亡之理。然而，是谁重用了这些人呢？诗人用“艳妻煽方处”一句含蓄地指出了居于幕后的周幽王。
第三部分（后二章），写诗人在天灾人祸面前的立身态度。他虽然清醒地看到了周朝的严重危机，但他不逃身远害，仍然兢兢业业、尽职尽公。在忠直与邪恶两类臣子中，诗人是属于忠直的一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诗人又是属于失败的一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诗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在诗中，诗人哀叹个人的不幸，哀叹政治的腐败、黑暗与不公，实际上也就是在哀叹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说，这一部分同前两部分是有联系的。诗人从三个角度有力地表现了忧国这个主题。
此诗的语言基本上是直言抒写，喷涌而出，但有的地方也采用反语和冷峻的讽刺，如“艳妻煽方处”、“皇父孔圣”。有的语言表现力很强，如说皇父等人强霸百姓田产时，用“予不戕，礼则然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强词夺理、蛮横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