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头两句：“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自下而上仰望，只见巍然高耸的宝塔拔地而起，仿佛从地下涌出，傲然耸立，直达天宫。用一“涌”字，增强了诗的动势，既勾勒出了宝塔孤高危耸之貌，又给宝塔注入了生机，将塔势表现得极其壮观生动。
接下去四句：“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写登临所见、所感，到了塔身，拾级而上，如同走进广阔无垠的宇宙，蜿蜒的石阶，盘旋而上，直达天穹。此时再看宝塔，突兀耸立，如神工鬼斧，简直不敢相信人力所及。慈恩寺塔，不仅雄伟，而且精妙。
再下去四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写登上塔顶所见，极力夸张塔体之高，摩天蔽日，与天齐眉，低头下望，鸟在眼下，风在脚下。这鸟和风，从地面上看，本是高空之物，而从塔上看，就成了低处之景，反衬宝塔其高无比。
下面八句，以排比句式依次描写东南西北四方景色。“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描绘东面山景，连绵起伏，如滚滚巨浪；“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状摹南面宫苑，青槐葱翠，宫室密布，金碧交辉；“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刻写西面秋色，金风习习，满目萧然，透着肃杀之气；“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写北边陵园，渭水北岸，座立着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它们是前汉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五位君王的陵墓。当年，他们创基立业，轰轰烈烈，如今却默然地安息在青松之下。诗人对四方之景的描绘，从威壮到伟丽，从苍凉到空茫，景中有情，也寄托着诗人对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忧思。
末了四句，“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诗人想辞官事佛，此时，岑参得知，前方主将高仙芝出征大食，遭遇挫折；当朝皇帝唐玄宗，年老昏聩；朝廷之内，外戚宦官等祸国殃民；各方藩镇如安禄山、史思明等图谋不轨，真可谓“苍然满关中”，一片昏暗。诗人心中惆怅，认为佛家清净之理能使人彻悟，殊妙的善因又是自己向来的信奉，因此想学逢萌，及早挂冠而去，去追求无穷无尽的大觉之道。
慷慨悲歌，豪情万丈，可以入词；小桥流水，也可以入词。这首词以柔美的曲调，表现出男女相怨的私情。
作品虽以大量篇幅写一女子，但是全篇的主题却是表现爱恋这个女子的一位男子的相思之情；女子的形象，仅是在这位男子的想象中出现的。这是词的成功之处。词的上片，全以虚拟之笔，想象女子在春日思念男主人公的情状。虽是虚写，却逼真细致，情景历历，宛然在目。首先，作者即描写那个女子所独自居住的环境。那是一个幽深静谧的小小院落。由于情人的远离，这深闺之中没有了欢声笑语，因而日间气氛空寂得令人难耐。更可恼的是，时当春日，天气冷暖阴晴没个准，使人觉得心绪也愈发烦乱了。天气之阴晴不定，暗喻女子思念情人时心情的起伏变化，意思极为含蓄。“春未足，闺愁难寄，琴心谁与？”接下来三句，由景入情，正面点出女子的怨情。琴心，典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这里是为女方设想：闺中寂闷，无可交通心事之人，当此春昼，她如何排遣满腹愁怨呢？
以下由写情转入写事。“曲径”、“虚阑”二句，是一组工整而流畅的对仗，意在进一步刻画女子此刻之无聊。抒情男主人公设想，他的情人此时感觉万般无聊，于是找些游戏来打发光阴。她时而在幽曲的花径里穿进穿出地扑捉蝴蝶，时而斜倚栏干在阳光下教鹦鹉说话……可是这些做法都没能帮她驱走忧愁。有时她一抬头，院中杨柳枝条飞舞之态又使她思绪万千。上片末“笑十三杨柳女儿腰，东风舞”二句，意思是说：女子看到婀娜的杨柳在春风中自在摇动，恰如十三岁小女孩儿无忧无虑地扭腰作舞，她感到这种不知忧愁的张狂轻浮之态十分好笑。一“笑”字将女子因物兴感、情绪更加烦乱的心态点化出来了。
词的下片，将相思之情写得更加凄婉动人。过片的四个三字句，写女子黄昏之后的孤苦愁闷。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云外月，喻心期阻隔，情人不得相见；风前絮，喻愁恨之绵绵不断。这四句，使人宛然见女子春夜枯坐空闺、如泣如诉之状。“想绮窗今夜，为谁凝伫”二句，将此夜女子悄然伫立，相思之情更深更苦的情态，准确地刻画出来。这里出以问句，更显出多情的男主人公对女方的无限关切。是全篇的高潮，也是抒情的“词眼”所在。一“想”字笼罩前后文，关合男女双方。有此二句，点明了前文一大篇描写皆非实景，而是“今夜”所“想”。有此二句，才由虚拟与悬想巧妙地过渡到实写，从而正面描写出男主人公一往情深的相思心理。“洛浦”与“秦楼”二句，即承“想”字而来，利用典故抒写自己怀想情人却无缘相会的痛苦。
这“洛浦”与“秦楼”二句，借用了二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正用，写自己梦见情人，醒后一切成空；后一个典故是反用，叹息出双入对的情侣天各一方。
篇末“正黄昏时候杏花寒，廉纤雨（细雨）”，以景物的描写显示抒情主人公满目所见，无非令人断肠之物而已。无限的哀感顽艳之情，融入春日黄昏景色之中，愈发显得愁绪无边，韵味深长。全词的结尾是以写景来抒情、语尽而情不尽的妙笔。全词情景交融，章法穿插变化，风格沉郁顿挫，用语典雅精丽，不失为一篇佳作。
诗歌以对句起兴，在深秋的一个清晨，诗人登上了广陵城楼，纵目远望，浮思遐想。此刻楼高风急，江雾浓重，风雨潇潇。“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两句写深秋景色,城上冷风飕飕，江中水气寒冷，好一派肃杀景象。诗句晓畅隽永，看似质朴平易不着笔力。诗人借用了《梁书·元帝纪》中“信与江水同流，气与寒风共愤”的典故，恰到好处地抒发了同仇敌忾的豪情与激愤。充分表现临战前的紧张、肃穆、庄严的气氛和将士们的进取、希望和信心。此二句营造一个“风冷水寒”的悲剧氛围，与“风潇潇兮易水寒”一样，给人以慷慨悲壮苍凉激越的感受。诗的三四句写诗人对讨武战争必胜的信心。第三句诗“戎衣何日定”，“何日”意为“总有一天”，以否定式表肯定，必胜之心力透纸背。这句诗借周武王讨伐殷纣王的故事隐喻李敬业讨伐武则天是以有道伐无道，说明“匡复”是正义的，顺应民心、天意的，因此也必定是会胜利的。诗的最后一句，“歌舞入长安”，水到渠成轻松自然地作了结尾，表现出诗人必胜的信念及勇往直前，不成功则成仁的彻底反抗精神和大无畏气概。
这首诗工于用典且浑然一体，增强了诗的深度和概括力。这首小诗，属对工整，语言朴实，音韵和谐流畅。若将此诗的意境分而析之，不难发现，此诗所描述的是“风冷水寒”的清冷之境，而“戎衣歌舞”所体现的却是诗人的满腔热情和雄心，这一“冷”一“热”对比，映衬，赋予了此诗特有的魅力。
上片写作者第一次于早春时节赏游西湖的情景。西湖之春来得早，去得快，蕴含时光易逝的遗憾。“尝爱西湖春色早”直抒胸臆，以西湖早春与暮春相对比，表明对西湖早春的喜爱之情。早春虽是“腊雪方销”，乍暖还寒，但“已见桃开小”，预示好景在前，风光无限。而暮春却是“顷刻光阴都过了”。“倾刻”句表明在作者的感受中，美丽的春天一下子就过完了，很快就看到那绿叶苍翠成荫、红花稀少凋零的暮春了。这种感受中作者伤感的不仅仅是春天过快地逝去，他伤感的是韶华和生命如这春光一样无情而逝，充满了悲怆的味道。只余“绿暗红英少”，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这同下片“老去”构成对应，使人明白他为什么喜爱早春了。上片作者描绘了一幅早春图：冬天的雪刚刚消融，桃花就蓓蕾初绽，显得特别美丽可爱。西湖的春天可谓既来得早又很美丽。不过，在此时的作者眼中，美丽的西湖春景稍纵即逝。
下片以阔达的胸怀宽慰自己，抒发作者趁有余年以及时行乐的心态。“且趁余花谋一笑”的“余花”，表面是指“红英少”，但实际是指作者余年。虽有“笙歌”、“艳态”“萦绕”周围，但已无“风情”可言，只能任人斟酒，以谋一醉。即使光阴易逝，也要把握现在的美好，快乐地生活，所以趁着西湖还有几朵余花，赶紧欣赏。何况此时身边还有佳人在吹笙歌唱助兴呢。这是作者自我宽解之辞，词情转为旷达。然人老了，无论怎么样尽情畅饮，但毕竟不如少年风情，不可能再有少年时的浪漫豪放情怀。“老去”句，词情又一转，旷达中又有几分无奈。
全词乐景入笔，词情由乐而哀，变而为旷达，转而为无奈，将迟暮之人赏春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得细致人微，形象生动。
此诗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臣“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受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此诗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首句至“兼问致折何因缘”，主要是描绘折臂翁的外观形象，并向第二段过渡。第二段是全诗的主体，自“翁云贯属新丰县”至“万人冢上哭呦呦”，长达三十四句。此段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事，不仅使诗产生了真切自然之感，而且增强了诗叙事内容的可信程度。第三段自“老人言，君听取”至结束，诗人又直接出面，发表议论。
这位老人的籍贯属于原来的新丰县。他本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逢圣明的朝代，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开元时期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代；他不懂得旗枪弓箭为何物，而听惯了宫苑梨园中传出的歌舞管弦之声。可是好景不长，天宝时期，云南一带烽烟四起，朝廷大肆抽丁，在凄惨的哭泣声中，儿子告别母亲，丈夫告别了妻子。因为他们听说云南泸水一带，瘴气迷漫，更何况还要徒步渡过那热如沸汤的大河呢！据说前后奔赴战场者，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这一年，他二十四岁。很不幸，征兵的名册上赫然列着他的名字。夜深人静，他偷偷地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从此他变成了残废，但也由此逃脱了远征云南之苦。作为一个断臂的残废人，他是不幸的，因为六十年来，伤痛时肘折磨着他；但他从未后悔，因为他又是幸运的，他没有做云南万人冢上的望乡鬼，他毕竟还活着，虽然活得并不舒服。
作品最后一段“老人言，君听取”云云，旗帜鲜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开元时的贤相宋璟，为了防止边将为邀功而滥用武力，对于杀敌有功的天武军牙将郝灵佺并没有论功行赏，仅在次年授他为郎将，这样做防止了与少数民族的纠纷，保证了边境的安宁。而杨国忠之流为达到个人邀功固宠的卑鄙目的，不惜开边寻衅，视数十万人的性命为儿戏，驱赶他们到环境极为恶劣的边远地区去作战，造成千万个家庭的悲剧，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者把宋璟与杨国忠作了鲜明的对比，其褒贬倾向不言自明。他对宋璟的行为是赞赏的，他反对不义战争，希望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显示出诗人的宽大胸襟和善良的愿望。
此诗在结构上很有特色，完全符合诗人《新乐府序》所谓“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要求，有如常山之蛇，首尾照应。在表达作者的主观倾向时，仍不忘以新丰折臂翁的悲惨遭遇作为富有说服力的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