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涛流传下来的诗篇，以七绝为最多，同时也以七绝为最好。在这些七绝诗中，又以抒情的最多，也以抒情的为最好，这些诗哀婉流畅，清丽多姿，令人读了，深深感到薛涛的文采风流，才华卓越。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薛涛一生的辛酸生活，凄凉身世，寄与无限的同情。唐代各地官府及军镇均设有乐官，官妓居于其中。她们专为官府服务，献艺陪酒，甚至私侍寝席。当时成都的最高地方长官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特别赏识薛涛，常命她来侍酒唱和，接应宾客。后来，韦皋甚至奏请朝廷想任命薛涛为“校书郎”，虽未获批准，但人们从此戏称薛为“女校书”了。从韦皋、高崇文、段文昌到李德裕，西川节度使共历十一届，他们均与薛涛有诗酒往来，关系极为特殊。薛涛的诗大多散失。清代编纂的《全唐诗》中有她的诗88首，多是吟花咏月、应酬唱和、感春伤别之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均不是很高。但如细读起来，在字里行间往往能感受到诗人凄苦悲凉的难言之痛与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薛涛最令人赞赏的是，她虽与权贵“诗歌唱和”，却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完全以平等的身份、非常善解人意地交往。
张元夫是西川节度使幕府校书，薛涛与他相识于公元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以后，从诗中看来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他们相识时张元夫肯定早有家室，此时的薛涛大概三十多岁，仍喜欢穿红色的衣服。他们可能兴趣相投，可也止于神交。此时张元夫应该在长安朝廷中任职，薛涛也已退隐浣花溪畔。诗中薛涛描述了自己孤独、寂寞的生活，每天“前溪独立后溪行”，连白鹭都熟悉了她的朱衣而不惊慌逃避。女诗人自问自答：为什么人间这么哀愁寂寞？是因为知音难觅，伯牙琴弦早已断绝。表现了非常深沉的哀愁与寂寥。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
此词题为“惜梅”；上片着重在一个“惜”字上，起首两句写梅的开放和谢落，以下两句叹息寒催梅开，暖催梅落，早开便会早落，表现惜花之心。下片从惜梅引申到伤时，先写闻曲有感，再从惜花转到忧时，末句词意一转，仍归结到惜梅上。梅花开时清香阵阵，沁人心脾。梅花落时，片片花瓣，漫天飞舞，宛若飘飘白雪，使人观之不胜叹惋，欲留不能。一个“惜”字，深入骨髓。
“寒相催。暖相催。”两句写梅的开放和谢落。“寒相催”，“暖相催”是指气候转暖，促使梅花萎谢。
“催了开时催谢时。丁宁花放迟。”两句叹息寒催梅开，暖催梅落，早开便会早落，因此就叮嘱花儿，还是迟一点开吧。其惜花之心，由此可见。及到花飞春去，就感伤不已，真是惜花兼又伤春。对此作者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花儿开得迟些，甚而至于不开，那就没有谢落之事，当然也不会生惜花之心。此即所谓“无得亦无失”，也是妙参佛理的“了达”之语，由此可见作者的人生态度是“殊有悟境”。
下片从惜梅引申到伤时。先写闻曲有感，但闻角声传出《大梅花》、《小梅花》的曲调，笛声传出《梅花落》的曲子。因为汉代军中之乐横吹曲中有《梅花落》是笛中曲名。角也是军中吹器，唐大角曲就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鸣角”又有“收兵”之义，因此，边境告急，城危如卵，谁又能承担起恢复中原的重任呢？词意至此，已从惜花转到忧时。
“吹了南枝吹北枝”，此句承上两句而来；南方气候温和，寒流罕至，岭梅往往南枝花落，北枝花开，所以说角声、笛声吹落了南枝梅花，又吹落了北枝。这里暗与上文照应，隐指危机存在于偏安江南之小朝廷。
末句词意一转，仍归结到惜梅上。梅花开时清香阵阵，沁人心脾。梅花落时，片片花瓣，漫天飞舞，宛若飘飘白雪，使人观之不胜叹惋，欲留不能。一个“惜”字，深入骨髓。
汉朝初年，北方少数民族常率众南扰。朝廷有时出兵征伐，有时采用睦邻政策，以求缓和。“和亲”即睦邻的一个手段。汉元帝时王昭君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也是著名一例。刘细君去乌孙国是大义之举，她思亲人恋故土又是人之常情。《悲愁歌》亦即这矛盾心情中思亲一面的反映。因作者亲身经历，感受倍深，故这首诗写得情切切，意拳拳，真挚动人。在写思乡悲愁的同时，从客观上也具体地介绍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悲愁歌》，一作《乌孙公主歌》。原载于《汉书·西域传下》和 《玉台新咏》卷九。《乐府诗集》卷八十四以为刘细君作，属“杂歌谣辞。”此诗以第一人称的自诉，表现了公主远嫁异国、思念故土的孤独和忧伤。诗中突出了中原与西域在食宿、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化为黄鹄归家的想象与事实上的不可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两句写乌孙公主以哀怨的语调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汉朝把我远嫁于在天一方的乌孙国王。看似客观的自我介绍，其实蕴含着无限的伤感和怨愤。此“嫁”，实为和亲，寓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乌孙国与匈奴结盟，匈奴不断骚扰内地，为钳制匈奴，断其右臂，武帝采纳张骞建议，遣江都王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妻乌孙王猎骄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少数民族和亲，无疑具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各方面的意义。然而，这种于国于家有利的“美人计”，于公主自身却是人格的变异和人性的束缚。“天一方”、“远托”、“异国”等冷漠字眼已透出哀怨之信息，下面着力的值染更见其甚。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则是写公主远嫁异域，不仅举目无亲，孤苦无依，而且生活环境也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没有崔嵬的宫阙，和暖的春风，没有美味佳肴玉液琼浆，而是以穹庐为室，毛毡作墙，饮以辛酪、食以膻肉。这与内地迥异的生活习俗，对从小过惯汉朝宫廷安逸生活的尊贵王女来说，无疑难以适应。作者以短短十几字高度概栝乌孙国饮食起居的生活习俗， 为以下思矣怀归之情的直接抒发埋下了伏笔。另据《汉书·西域传下》 记载：“乌孙国多雨，寒。昆莫年老，语言不通。”由此可见，公主所以不以审美心态去体味“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国风光，而仅以哀怨叙之，正由于此。
远离故国亲人，生活又难如愿，思乡怀归之情于是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直抒胸中郁结已久的忧思，凄婉哀怨，摧人泪下。明知远嫁之意义，回归之无望，又盼展开想象的双翅，化作黄鹄，自由飞回久别的故乡。想象中的满足与事实上的不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
《悲愁歌》同汉初的《大风歌》、《秋风辞》一祥深受楚辞的影响，读唱诗时句中加上舒缓语气的“兮”，增强诗的节奏感。诗歌采用白描手法，直抒胸臆。加上质朴无华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押韵，句句合理的推演，使一首虽然短的诗，却将其无比的思念、急切的盼归心情写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