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句通过描写当在由蜀入陕路途中的所见所感,回忆自己从军南郑的光荣历史。对仗俱极工稳,描绘有声有色,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后四句表达自己不甘老死乡里的悲愤心情。写得十分凄壮感人。尤其是颈联,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强烈的失落感表现得很充分。
“西楼遗迹尚豪雄,锦绣笙萧在半空”。首联紧扣题目,从宴饮的场所——西楼着笔。首句先以“豪雄”二字虚点一笔,次句进一步就此着意渲染:“锦绣笙箫。”描绘其豪华壮美、歌管竞逐,暗藏题内“宴”字;句末缀以“在半空”三字,则西楼耸立天半的形象宛然在目。
“万里因循成久客,一在容易又秋风。”颔联从宴饮现境触发诗人久客无成的感慨。因循,这里有时日蹉跎,一事无成的意思。万里作客,光阴虚度,忽然又到了秋风萧飒的季节。陆游从1170在(乾道六在)入川,到写这首诗时,首尾已达五在,已是“万里”、“久客”了。这一联从表面看,只是抒写留滞异乡的客愁和时序更迭的悲叹,实际上所包蕴的内容要深广得多。陆游怀着报国的雄心壮志,到了南郑前线,但未到一在,就因王炎去职而离幕入川。此后几在,一直无所作为。蹉跎岁月,壮志销磨,这对于像他这样的爱国志士,精神上是最大的折磨。“因循”“容易”“成”“又”,感叹成分很浓。
“烛光低映珠鞴丽,酒晕徐添玉颊红。”颈联折归现境,续写西楼宴饮:烛光低低地映照着穿着盛装的女子,衬托得她们更加俏丽;酒晕渐渐扩散加深,使得她们的玉颊更加红艳。两句意境温馨旖旎。由于有颔联饱含悲慨的抒情在前,这一联所透露的便不是单纯的沉醉享乐,而是透出了无可奈何的悲凉颓放情绪。诗人醉宴西楼,置身衣香鬓影之中,只不过是为了缓和精神的苦闷而已。
“归路迎凉更堪爱,摩诃池上月方中。”宴罢归途,夜凉迎面,摩诃池上,明月方中。宴饮笙歌,驱散了心头的愁云惨雾,对此佳景,更生赏爱之情。至此,诗情振起,以写景作结。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大和二年这次考进士在东都洛阳举行,一共录取了三十三人,所以首句说“东都放榜”,次句说“三十三人”。唐代考进士在正月,二月放榜,洛阳花还未开,所以“放榜未花开”。考中的人按惯例要骑马游行,以示荣耀,所以三十三人都“走马回”。“走马回”,就是孟郊《登科后》诗中所写“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但孟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杜诗里此时的洛阳却连花还未开。洛阳花在唐诗中多指牡丹,二月的时候牡丹自然没开,至于别的花,恐怕还不在诗人的眼中。“未花开”将情绪稍作压抑,为三、四句蓄势。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秦地少年”指的就是题目中的“长安故人”。“关”和“春色”此处都有双关意。“关”既指潼关,也指关试。潼关是从洛阳到长安的必经之路。进士及第后称为“新及第进士”,还要到长安吏部去应关试,通过后才能做官,雁塔题名、曲江宴等也都要在关试之后。杜牧要到长安去应关试,因此“关”便双关潼关与关试。通过关试,登记人选,谓之春关。唐御史中丞韩仪有个朋友要考关试,他做了一首《知闻近过关试仪》诗:“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所以“春色”既指大自然的春色,也指顺利通过关试。“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意思是嘱咐朋友们多准备酒,因为他已经要经潼关到长安,马上就能通过关试,带来无尽春色了。这是志在必得,让朋友们提前准备为他庆祝的意思。
东都“未花开”,诗人却自信已带将春色入关来,一派意气风发的潇洒豪情,可见诗人的自我期许之高。杜牧家学渊源,“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又自幼勤学,抱负远大,眼界奇高,“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无不精通于心。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中评论:“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划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牧之后,诗人擅经国誉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清全祖望称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才略不在贾谊之下。可见杜牧的自信不是狂妄,而是有自身实力做保障的。
杜牧到长安之后恰好赶上制举。唐朝科举分常科和制举。常科每年举行,包括明经、进士等数十种科目,制举是用以选拔非常之才的特殊考试,不是每年都有,而是临时设置,由皇帝亲自主持。杜牧在大和二年三月考中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在同一年中接连进士及第、制策登科,这是很难得的。杜牧在《赠终南兰若僧》一诗中写:“两枝仙桂一时芳。”指的就是这件事。孟荣《本事诗》中说他:“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结合杜牧的出色成绩,他在此诗中所表现出的高昂志气,就更好理解了。刘熙载在《艺概》卷二中说杜牧的诗“雄姿英发”“无窠白”,杜牧不仅是诗文雄姿英发,不落窠臼,人亦如诗,英姿俊爽,俊迈不羁,千载之下,犹令人向往其风采。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诗的第一、二句说自己心中不乐(悰,乐),故与朋友携手来游东田。次二句写登上耸入云霄的层层台榭,随山势望去,只见楼阁华美无比(菌阁)。接着四句继续描写远近景色,远处树木苍翠茂密,山间烟霭缭绕弥漫,“阡阡”、“漠漠”两个叠音词将树木的葱茏和云烟的氤氲表现得非常生动。接着,诗人目光稍稍收回,只见水面上荷叶颤动,于是推想一定有游鱼在水下嬉戏,又见栖息着的鸟雀一飞而散,留在枝条上的残花纷纷飘落下来。诗人在“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二句中将鱼、荷、鸟、花结合起来写。由荷动可推知鱼戏,此以实写虚也;“鸟散”是瞬间的景象,稍纵即逝,而“余花落”相对和缓些,诗人用“余花落”这一细致的动态描写来表现飞鸟散去后由动人静的一瞬间,显得余韵悠悠,体现了诗人闲适恬静的心境。“新荷”、“余花”也点出了时节正是初夏。诗的最后两句写不去饮酒取乐,而是凝神眺望城郭边的青山,诗人陶醉于自然景色中流连忘返的形象跃然纸上,诗开始时的苦闷至此已荡然无存了。
全诗写景既有全景式的概括描写,显得视野开阔;又有局部细腻的生动刻画,精警工丽,富有思致。这样写景避免了冗长的铺排,同谢灵运的某些写景铺排过多相比有了进步,显得流丽清新。
此诗一开始,直写时事:“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一年的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洛阳成了叛军的政治中心。洛城西南的天津桥下血流成河,洛城的郊野白骨如山。“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报国无门,空有一身匡世救国之心的诗人李白无奈只能奔往东南吴地以避战乱。
就在这时,李白遇到了“扶风豪士”。“东方日出啼早鸦”以下十句,描写在豪士家饮宴的场景。这一段写得奇宕,就是叙事过程和描写场景有很大的跳跃与转换。经这一宕,转出一个明媚华美的境界,这是闲中着色:四句赞美环境,四句赞美主人,两句赞美盛筵。这些诗句并不意味着李白置国家兴亡于不顾而沉溺于个人安乐,而不过是即事即景的一段应酬之辞罢了。从章法上说,有了这段穿插,疾徐有致,变幻层出。
李白并没有在酣乐中沉醉。铺叙过后,转入抒情:“原尝春陵六国时,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这里举出战国四公子,用以引发下面的自我抒怀。在战国那个动乱的时代,战国四公子各自蓄养了数千门客,其中不乏杰出人物。信陵君门客重义气,轻死生,以大智大勇协助信陵君成就了却秦救赵的奇勋,千秋万代,为人传诵。此时又逢罹乱,李白很想效法他们,报效国家。眼前这位扶风豪士虽然不能给李白提供立功报国的现实机会,但他“开心写意”以待李白,使李白顿生知遇之感,禁不住要将胸中事一吐为快。“明日报恩知是谁”一句极为自负,大意是说:我今天受了你的款待,明日定要干出一番事情来教你瞧瞧!诗人故意用了反诘语气,将下文引出:“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末段表明心迹,一片真诚。南朝陈代诗人江晖有句:“恐君不见信,抚剑一扬眉。”(《雨雪曲》)古乐府《艳歌行》有句:“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李白化用其语,以“三三七”的句法出之,“清水白石”比喻心地光明,“脱吾帽”四句益发烂漫,活画出诗人率真的天性。接着,以张良为喻。李白把张良的事迹倒转过来,说“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这两句的大意是:我之所以没有象张良那样随赤松子而去,是因为功业未成,国难当前,我更得报效于国家。耿耿此心,黄石公可以明鉴。
李白七言歌行自由挥洒、不暇整饬,诗人的思想往往只包含在某些片断和句子中。《扶风豪士歌》以系念时事发端,以许国明志收束,这正是诗的本旨所在。